李剑鸣杨生茂 遗文如日耀寰中——悼念恩师杨生茂教授(李剑鸣)

到厦门参加美国史年会,大家没有见到令侠,纷纷打听她为什么没有来。原来,业师杨生 茂教授又住院了,她在医院照看。令侠很快传来消息说,杨先生肺部感染,伴有心衰,病 情已得到控制,一时并无大碍。开会回来,我便给令侠打电话,询问杨先生的病情。

她 说,两小时前杨先生突然昏迷,正在抢救中。我闻言大惊。次日清早,又得令侠短信,告 以杨先生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于是,我上完课后,就匆匆赶去天津总医院探视。 我达到总医院时,已是晚上八点多。

杨先生昏迷不醒已有二十多个小时,完全靠无创呼吸 机维持生命。令侠在重症监护室门口见到我,把我带到杨先生的病床边,说:“你喊喊 他,陪他说说话。”我贴在他耳边,刚喊了一声“杨先生”,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眼前的景象真是让我难以置信。病榻上的这位老人,周身插着管子,接着各种仪器,静静 地躺着,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有监视仪器上跳动的波纹,显示着微弱的生命迹象。我看着 这个熟悉的面容,内心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沉重和悲哀。

以往我每次去看他,都能听到他滔 滔不绝的话语。见到他谈兴高昂,心里十分欣慰,因为这是他身体和精神尚好的表现。现 在看到他昏睡不醒,我不觉难过极了。边上的陪护对我说:“老爷子真不易,那么多人喊 呀喊,才把他喊了回来。

……命是留住了,还不知今后怎么样。”我这时才明白,令侠要我 “喊喊他”,是要给杨先生传递一种信息:有那么多人惦记他,需要他,他要活下去! 第二天我返京前,再次去了总医院。

令侠嘱我对重症监护室的护士说,马上要去外地,想 跟老师告个别,以求得一见。护士说:“赶快看一眼就走吧。”我连忙来到杨先生床边,对 着他的耳朵说:“杨先生,我要回北京了,您好好养着,我回头再来看您!

”照例没有回 应。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杨先生说话。 杨先生顽强地坚持了一个星期。每天,我都以短信向令侠、学功打听杨先生的病情。昨晚 八时许,我给令侠发短信,迟迟没有接到回复。不久,晓德打来电话,说杨先生一个小时 前已经走了。

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一时还是不能接受,久久说不出话来。 自1986年秋天到南开求学,至三年多前调离天津,我在杨先生身边生活了整整20年。虽说 不是朝夕相处,但过不久总要见面,听他谈天说地,衡文论学。

这早已是我在南开生活中 的重要内容。于今,这位把我领上学术道路的恩师,这位我如此熟悉的长者,在这春天即 将过去、万物都已复苏的时节,却默默地离去了。 其实,我知道杨先生的时间,远不止二十多年。

我们这一代人,用一位留美学人的话说, 是读着杨先生的书长大的。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用的教科书就是杨先生与人合编的《世界 通史·近代部分》。后来,又见到过他主持编写的美国黑人史。

那时,我对杨先生并没有太 深的印象,他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大学者,离我生活的世界太遥远了。大学毕业以后,我 决心报考研究生,打听国内有哪几位带美国史的教授,这才记住了杨先生的名字。随后, 我在学术期刊上读到了杨先生的几篇文章。

读其文而想见其人,我猜想,杨先生应是一位 身材瘦高、面相清癯、衣冠楚楚的老人。 到南开报到后不久,我便和一位同学一起去拜访杨先生。那时,我们去找老师,无法也不 用事先通报,直接去敲门即可。

当时天气尚热,我见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他个 子不高,身子微微前倾,略胖,身着汗衫,手握蒲扇,像是一个普通的老工人。我暗自吃 惊,便不由自主地问了句:“您就是……杨先生?”他点点头,把我们让了进去。

我久久没有 回过神来。这与我想象中的大学者形象,实在相去太远了。后来,我读了华庆昭先生的文 章,其中写到杨先生的“土味”,确实是传神之笔。 跟杨先生接触渐多,我发现他为人随和谦逊,办事却极为严谨和慎重。

他常说,自己写的 美国史文章只是“小儿科”;自己在美国史领域所做的工作,不过是“铺路架桥”而已。他对 自己的文章,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自省和批判。他发表过的几乎所有论著,在页边都有密密 麻麻的批改痕迹。

他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对别人的赞誉更是深感不安。有人请他写一个 学术自传,他推脱未成,只好勉强写了一篇,题为“学习的历程”。寥寥数字,集中反映了 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态度。 杨先生从来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

同学们如果不主动向他请教,他很少主动给人指导; 即使我们向他讨教学问之事,他也说得不多。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杨先生,陪他走了一 段路,边走边向他请教如何学习美国史。杨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坝上口音说:“看论文,看 论文。

”我当时没有完全弄懂这话的含义。后来读书渐多,我才慢慢明白其中的深意。初 学者涉足一个领域,须先从第二手文献入手,以了解前人的研究,掌握主要的学术脉络, 并从注释中探知史料和其他文献的线索,然后“滚雪球”似地向外地扩展,逐渐打开独立研 究的领域。

对于外国史研究而言,较之盲目地从第一手文献入手,杨先生提示的显然是一 条更可行的路径。 我随杨先生左右二十余年,从未见到他对学生居高临下地严辞训导。

他跟我们谈文论学, 总是用一种平等的商量口吻。有几回,我写了文章送请杨先生指点,他一面接过稿子,一 面说:“我欣赏欣赏。”我听了不免惶愧不已。在我的习作上,他批得最重的话是“文句龙 钟,语义繁复”。

后来,我特别注意写短句,为文以清晰准确为先,就是得益于杨先生的 警语。 在我的记忆中,杨先生很少系统地谈论如何治美国史。但是,他用另外的方式向我们昭示 了学问的深浅。

他用自己的文章树立了一种标范,向我们展示学问的境界:什么是严谨扎 实,什么是厚积薄发,什么是由博返约。在30多年以前,国内研究美国史的人,多数还看 不到外文材料;而杨先生的文章所引外文文献的丰富程度,着实令人惊叹。

他那篇关于特 纳史学的论文,引用文献多达八十余种。这篇文章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制约, 其视角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免存在局限;但在文献运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各个方 面,都达到了令人景仰的境界。

在杨先生的零星交谈和随笔中,我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启示。杨先生提出,中国人研究外国 史,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所谓“古今关系”,就是要深入了解古人的思想和 行为,既不能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能纯以今人的标准裁断古人。

这是一种历史主义 意识的表述。所谓“中外关系”,含义也很丰富,涉及中国为什么要研究外国史,中国人如 何研究外国史等重要的问题。他特别强调“鉴别吸收”和“外为中用”,以此作为我们研究外 国史的取径和鹄的。

大约二十年前,杨先生多次谈到要注重“历史语义学”。他常常举例说,19世纪末美国人所 说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今人所理解的“帝国主义”;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也不是我们所 说的“扩张”。

他还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这篇文章,但这些话 透露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意识:研究历史,要历史地看问题;解读史料,要历史地理解其 含义。今天,“历史语义学”和“语境主义”,是我经常向我的学生谈到的问题;我最初得到 的启发,正是来自于杨先生多年前的谈话。

前人论学,多以“朴实”为尚。杨先生真正是一个朴实的人,毕生做的是朴实的学问。他虽 然乐于谈笑,但并不是那种议论风生的人。

他并不善于讲课,也不习惯轻易表达自己不成 熟的想法。他的内敛和严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他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做了许多 的读书笔记,但都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他写了一些随笔性的文字,也一直不同意公开出 版。

要系统整理杨先生的学术遗产,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付出很大的努力。 早几年,我听杨先生说起,在自己的家族中,他已经创下了长寿的最高记录。说到这里, 他露出了一种满足的神情。

他在93岁的高龄告别人世,确实堪称生命的奇迹。但是,作为 他的学生,我们却依然很不满足。我们盼望他活得更长久,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面聆他的 教诲。我们几个同门弟子,正在着手编纂一部文集,打算在杨先生九五大寿时献为贺礼。

现在,老师已然驾鹤。这部尚在进展中的文集,就只能作为一个送别的赠礼。遥想恩师魂 登极乐,看到他的学生们仍然孜孜于学业,看到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正在不断发展,一定会 露出欣慰的笑容。 (2010年5月5日上午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