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红妹为孙楠生有一子一女 演艺明星名人“超生游击队”何其多(照片)

买红妹是谁?孙楠的老婆,曾经红极一时的小品明星。8年前,因为与孙楠结婚而淡出娱乐圈。8年来,买红妹成为孙楠背后的女人,她为孙楠生了两个孩子,成为相夫教子的孙楠太太。这段佳缘在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针对演艺明星名人“超生”严重现象的争论。

十几年前,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曾火爆了当年的电视荧屏,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民的超生问题上。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另一个超生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办到了其他阶层无法办到的事。

他们,被称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贵族”,较之目前农村的超生问题,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

06年岁末,43岁的歌星毛阿敏在上海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喜事随即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毛阿敏前几年生过女儿,如今又产一子,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

演艺圈和体育圈内明星的超生问题并非个案。

景岗山和马葭有两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在超生的明星中,有人是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比如拥有美国国籍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生了两个孩子,拥有瑞典国籍的韦唯和前夫生下3个孩子。不过对于一些国籍仍在中国的明星来说,他们的超生则难免有“拥有特权”之嫌。

电影演员章子怡日前接受记者采访,在讲到自己将来的生活目标时称:“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章子怡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演艺圈内颇具代表性。

对于明星超生,在一家测绘机构任职的孙女士说:“多生几个孩子,很多人都想,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是国家的政策啊,如果超生了,我的工作有可能就没有了。人家明星是自由职业者,不受单位限制,经济上又允许。但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些条件。”

曾以卖月球土地为人所知的“月球大使馆”CEO李捷认为:明星也是公民,国家政策对每个公民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于那些超生的明星,如果真有外国国籍,中国的这条法律对他是无效的。如果他所在的那个国家鼓励多生,那他多生说明他爱国。我们看待名人超生现象需要理性,不能感情用事。

李捷说:“听说新加坡就鼓励高智商的人多生孩子,因为,高智商父母比低智商父母生聪明孩子的几率要高。新加坡的法律还规定,如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生第二胎,就要处以罚款。”他认为,实际上我国计划生育的重点应该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名人超生受到指责的背后,显示出民众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发泄。

李捷主张对明星、富人超生应该加大惩罚力度,“环保为何搞不好,就是因为惩罚力度太低,对明星超生也要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在“你怎么看待名人超生现象”的调查中,62.77%的网友认为他们是依靠财富名气挑战生育公平权。而在该网的另外一项“你认为下列哪些措施能严惩名人超生”的调查中,68.96%的网友认为“经济上的重罚”和“不能参加各种评选”这两项措施的作用都不大。

“尽管对于明星富人超生问题,大众表现出来的是无可奈何的态度,但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会落到对制度本身的疑问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超生问题让我们看到制度在面对有权有钱有势阶层人士的时候,就显现出自身的不完善和无力。

而造成这个后果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当初制定这个基本国策的时候,社会背景和现在不同。当时社会是一元化的社会制度,人都是单位的人,更容易受到制约。但是现在人的身份变得多元化了,这就涉及到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的问题。”

张燕说:“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除了明星富人超生严重,还有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人群,比如卖鸡蛋的,收废品的,也在超生,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似乎只能对一定体制内和一定组织内的人起作用。这应该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