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飞《太白醉写》 关于俞振飞拍《太白醉写》
■唐葆祥 任溶溶在2月27日《文汇报·笔会》中发表题为《路遇俞振飞大师》的文章,提到“文革”后期俞振飞去市文化俱乐部拍电影之事。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 1975年后,毛泽东想看京昆的传统剧目。首先是北京的京昆界接到了录制传统剧目的通知。
据北昆的侯少奎回忆:1975年的一天,他接到通知,让他到民族饭店待命。李少春、高盛麟都去了。接着江青进来说:“这次请大家来,是要搞一个很保密的录音录像组,任务是给毛主席录音录像。
”(见《中国演员》2012年第三期《晚年毛泽东的传统艺术情结》)。第一批就录了侯少奎的《夜奔》、高盛麟的《挑滑车》、李少春的《偷桃盗旦》,接着还有第二第三批,范围也从北京扩向全国。 上海也接到文化部的通知。
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齐英才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记内部拍摄传统戏始末》,发表在1992年第十九期《上海文史通讯》上,对录制经过,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参加拍摄的演员,必须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俞振飞、李玉茹、童芝苓等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又批,斗了又斗的黑线人物,现在又要让他们出来拍传统戏,都心有余悸,再三推辞。
经过我再三工作,才勉强答应下来…… 按照文化部于会咏“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
俞振飞老先生年纪大,家里又有些矛盾,于是就干脆住进丽都花园。从浙江调来的王传淞也安排进来,与俞老做伴。日程安排基本上是:白天排练和拍摄,任务紧急时,晚上继续干。
我在编注《俞振飞书信选》(上下卷,去年由上海戏校筹资出版)亦注意到,此事对俞振飞先生的身心影响极大。他在致好友吴新雷教授的书信中说: 去年(1975年)我到北京,那时我身体很不好,自己的政治问题也没有得到落实政策,忽然中央文化部要我乘飞机赴京,我的心情受了很大的激动。
到了北京,主要是要我在昆剧方面担任顾问,同时也希望我把《太白醉写》拍成五彩电影。正在这时,我忽患支气管扩张咳血病,在医院住了十七天,出院后就回上海了。
我从71年患急性肺炎后,现在有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对于唱,恐怕是没有希望了。最近文化局嘱岳美缇和蔡瑶铣合演《琴挑》,美缇一人的《拾画叫画》,都要拍成彩色纪录片,作为资料。
现在我在给她们辅导。(这消息请保密)(见《俞振飞书信选》226页)。 信末提到岳、蔡之事,是76年初发生的。因为上海的京昆传统戏录制工作是从1976年初开始的。俞振飞到泰兴路,先是应岳、蔡的要求,去辅导她们《琴挑》和《拾叫》的,而拍摄《太白醉写》已是1976年5月间的事,俞在5月24日致吴新雷的信中提到: 这几天正在紧张地排练《太白醉写》,已定于本月廿七晚正式彩排。
听说市委和市革会首长都要来审查,因此更增加了我的精神紧张。昆曲尚有岳美缇、蔡瑶铣的《琴挑》,岳的《拾叫》,蔡的《思凡》;另外老生计镇华有《酒楼》《搜山打车》(他已拍好一出《弹词》,中央文化部表示满意)。
至于岳去年在北京,曾把宋词录了音,有几首是辛稼轩的,但也有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其他人的。所有唱腔工尺谱,绝对保密不外传。(《俞振飞书信选》228页) 俞振飞的《太白醉写》,早年是他的昆剧老师沈月泉教的。
这出戏原来叫《吟诗脱靴》,数十年来,俞在不断演出中作了一些修改,形成了俞派鲜明的风格,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豪迈不羁、蔑视权贵的大诗人形象,成为俞振飞的生平杰作。虽然是拿手戏,但被禁演十几年,连曲谱都没有了,此时的俞老已75岁,加上体弱多病,其精神压力和实际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他给徐希博的信中写道: 我这几天确实感到脱力,尤其脚弯一点力气都没有。由于泰兴路的工作逐步在推动加快,我更害怕的是担心自己不要再出现北京咯血的情况。
……泰兴路又来催我把《太白醉写》全出词句和乐谱写给他们,他们马上就要刻蜡纸分发给大家……由于《醉写》是我把昆曲的《吟诗脱靴》作了一些增删,这个剧本,任何曲谱里没有,必须由我一点一点想起来,因此更加费事。
现在总算于昨天(十四日)晚上完成。我从十日到十四日共五个晚上,虽然我怕失眠,每日工作到八点半,但这五个晚上都失眠了。今天上午剧本交去,可能精神可以松弛一下。这种情况我不讲,别人是猜想不到的。
(《俞振飞书信选》340页) 在年迈力怯、孤苦无依、艰难困顿的境遇之下,俞先生还是凭他深厚的演唱功力和人生体验,把这个戏演得丝丝入扣,风姿不减当年,连“文革旗手”江青也不得不折服的。据齐英才回忆,当时他将《太白醉写》的片子送到北京,陪同江青一起审查。江青看完后点头说:“这个老头,演这个戏真不错!” (齐英才《记内部拍摄传统戏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