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伶孟小冬的最后清唱 不为别人却是张大千

名伶孟小冬的最后清唱 不为别人却是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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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伶孟小冬的最后清唱 不为别人却是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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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冬为张大千清唱

文:蔡登山(台北 学者)

张大千生平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十分酷爱。他认为京剧艺术与绘画艺术有许多相通之处。张大千晚年说他少年时登过台,既演过旧剧,也演过新剧,现在老了,剃胡子演戏当然不干,但是还有一出戏可唱,不但不必剃胡子,还可以戴眼镜,原来他要演《春香闹学》的陈最良。当他居台北云和大厦时期,曾经在家里拍过戏照,由哈元章、崔富芝帮他们扮戏,大千化装陈最良,夫人徐雯波扮春香,居然似模似样。

一九二九年五月,张大千在北京经友人介绍结识颇有诗书雅怀的京剧须生泰斗余叔岩,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他们常常在一起吃饭,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春华楼。而每一次去,张大千和余叔岩几乎不用点菜,全由菜馆掌柜白永吉张罗,对白永吉的菜色张大千赞为“要得”,而余叔岩也称为“行”。当时北京人有“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的说法,说的正是三个人的绝活。

余叔岩的得意女弟子孟小冬,先凄恻于与梅兰芳的悲欢离合(梅氏实际是纳她为第三房妾),后委身于海上闻人杜月笙的金屋藏娇(第五房小妾),但以她的才艺,尤其是继承余叔岩的真正衣钵,应该自有公论。晚年课帐收徒,对于余派艺术的传播,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她在港期间,虽早已息影氍毹,但应张大千之请,仍会在寓所清唱,并由王瑞芝操琴。一九六七年九月,孟小冬由港赴台定居,她在台十年,深居简出;不接受电视、广播访问,不录音、也未演出,虽然也有少数票友登门请益,在她家内清唱;她偶尔也加以指点,但谈不上授徒。据杜月笙之子杜维善说:“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唱,连清唱都不唱,最后一次清唱是在香港给张大千唱的,因为张大千喜欢听她的戏,这是面子很大的事情。我太太有一次问孟小冬:‘您还预不预备唱啊?’孟小冬回答一句:‘胡琴呢?’是啊,没有胡琴你怎么唱,给她拉胡琴的最后一个人是王瑞芝,他也去世了。”

张大千有赠孟小冬荷花通景联屏,款称其为“小冬大家”,这不是因为孟小冬亦擅书画,也非孟小冬是女伶老生魁首,而是尊重孟小冬之意。古时尊称女子为“大家”(即“大姑”)。这里张大千喻孟小冬得余叔岩嫡传,比拟续写汉书的班昭之谓也。张大千后又为其画一幅六尺观世音菩萨,孟小冬告知沈苇窗说:“我这小庙哪里容得了这尊大佛呀!”。大千说:“论平剧艺术,她是大殿,决非小庙,至于比喻我为大佛,那就太抬举我了!”。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代名伶香消玉殒。许多人,尤其嗜好余派的戏迷,非常惋惜;甚至有人以为余派从此“绝响”了。名流雅士、学生民众数千人,前往灵前追悼行礼。古今艺人,受此荣宠者,恐仅一人而己。她遗骨埋葬于她生前自己挑选的台北山佳佛教公墓,墓碑上书:“杜母孟太夫人墓”,是张大千所题。

张大千晚年定居台北,他和台湾著名京剧名伶郭小庄女士结成了忘年交。一九七九年,在张大千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二十九岁的郭小庄组织了“雅音小集”剧团,打出了“新派京剧”的旗号,在台湾剧坛上引起了轰动。“雅音小集”,即由张大千命名及题字。郭小庄对京剧表演艺术那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尤为张大千所赞赏。他还特意为郭小庄绘制了一件荷花旗袍以示鼓励。黄天才先生说:“大千生前,从来不在熟朋友面前讳言他对郭小庄的‘偏心’疼爱。记得,有这么一次,大千嘱人从台北打电话给我,说郭小庄要唱戏,新制的戏服需要上好的纺绸做水袖,大千托我到东京‘钟纺’(Kanebo)总公司去买两段白纺绸……还一再叮咛:‘要弹性好的,可以抖得开的,不可太厚,也不可太薄,你要抖一抖试试……’”。

张大千有诗《赠郭小庄》云:“月晓风清露尚寒,罗衣微怯倚栏杆。郑家婢子轻相比,艳极何曾作态酸。”诗后有小注说:“郭小庄是名伶,青衣花旦,武打均工。(这个批注是为百年以后的读者所写)”可见大千居士对郭小庄评价之高,期望之殷。一九八三年元月二日,郭小庄获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亚洲最杰出艺人奖”。在领奖时,她激动地说:“我是将张大千先生对我的要求,当作人生奋斗的座右铭。”

言犹在耳,大千居士却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病逝。十六日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家祭、公祭。丧礼结束后,灵骨坛安厝在摩耶精舍后院的“梅丘”石碑下。黄天才先生看到在他身侧不远处的郭小庄,双膝一跪,俯伏在地上低声饮泣。小庄身躯瘦弱,全身素服,跪伏在地上更见得娇小,想到大千生前对她的百般疼爱呵护,小庄对大千的逝去,自然是伤心欲绝的。之后小庄更写了《生离竟成永诀———忆我永远唤不回的张伯伯》一文,以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