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真正的好故事总能跨越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条运水的驴，一个目不识丁的铜匠，一个“扎根农村”的英语教师，这三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人和动物，用同一个名字，“驴得水”。这部电影以这头驴的名字命名，而这个尴尬的身份，正是引起整个故事的诱因。

《驴得水》讲述了一群“品行有污点”却怀揣教育梦想的教师，在偏远的乡村开办了一所小学。虽然待遇凄惨，生活艰苦，但是老师们却活的其乐融融，整天嘻嘻哈哈打成一片，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色彩。然而这种快乐平静却被特派员的突击检查打破。

原来因为学校的开支有限，需要一头名为“得水”的驴下山打水。于是老师们不得不多谎报了一名教师名额，并给这名教师取名“吕得水”，换来一份薪水贴补。为了防止事情败露，他们临时找了来修钟的铜匠冒充这个英语老师，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可以蒙混过关时，麻烦才刚刚开始……

话剧爱好者大多都知道《驴得水》，这部黑色幽默话剧在2012年上演后口碑上佳，被称为“零差评”话剧。和开心麻花品牌的话剧不同，《驴得水》是一部埋设了大量隐喻，以闹剧直指人性的有思想深度的喜剧。

我想可能是开心麻花想要改变自己的定位和路线吧。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讨论的内容，我关注的是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和他们第一部电影一样，尝试将话剧搬上银幕。

《驴得水》的编剧周申曾提到，他和另一编剧刘露最初完成的是电影大纲。而用他的话说，这部戏更适合电影，因为“当时的故事里会出现很多孩子和一头驴，这在话剧舞台上是很难以写实风格表现的”。但因为出现了有人盗用部分剧本拍摄同名微电影的情况，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并改动了写作大纲，用更快上演的话剧形式来演出这部戏。

似乎是阴错阳差，《驴得水》从电影变成了话剧，但事实似乎证明了这是个明智的选择。这部戏也基本实现了编剧设定的，从头笑到尾，但却笑着流泪的预想。

听说《驴得水》要翻拍成电影时，我很震惊，更何况是开心麻花公司出品的电影。虽然我对开心麻花的喜剧并无任何歧视——并且认为他们的话剧在走世俗喜剧道路上已经做到颇具技术的地步——但他们的作品一直走得是纯搞笑的路线，和许多话剧爱好者一样，我早已经习惯将开心麻花的戏视作“扩大版的小品”。而《驴得水》的深度，显然超过了麻花习惯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从话剧走上电影，本身就是个很冒险的做法，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话剧并不适合于电影。开心麻花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改编了它的话剧《夏洛特烦恼》。为了配合电影的感觉，整部戏在删改之后，已经和话剧相差甚远，观感不及其同名话剧的一半。镁光灯下的舞台有它表演的特殊性，和镜头下的电影终究不同。

对于《驴得水》来说，早已获得认可的剧场表演是有它本身特殊基础的。话剧舞台看似写实主义的布景对应着整个虚构的情景设置，使得全剧从一开场就展现出闹剧特点。这种特点因为舞台的“亲临现场的感受”而变得尤为突出，由此烘托出整部戏的气氛。舞台对于喜剧而言，有着先天优势。

但是电影《驴得水》却多少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开始反观编剧所说的，这部戏更适合电影这样一个观点。

一、镜头下的人——人物内心的立体感

《驴得水》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孙校长，教师张一曼、裴魁山、周铁男，校长女儿孙佳，以及被用来扮演“吕得水”的铁匠和铁匠媳妇。在话剧舞台上，这些人物作为整部闹剧的起因和受害者，推动这个故事前进。

在话剧舞台上，这些人是组成闹剧的因素。和其他闹剧一样，这些人物往往不会是绝对主角，你很难说《驴得水》的主角是谁。铁匠？张一曼？孙校长？都不能，而题目中的那头驴，根本没出过场。

在舞台上，闹剧的主角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和人的互动关系。我们会感受到一开头众人互相取笑逗乐造成的闹哄哄的气氛；特派员对大家施压时候的紧张压抑等，但人物不会特别突出，因为“闹”的氛围必须是多个人的互动才能形成。所以以舞台形式表现的闹剧，真正突出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

而电影则不同，电影的镜头下的人物成为画面的主体。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人物的脸部特写一经放大之后，心理细节的表达就凸显出来。

如校长给张一曼剪头发的时候，从张一曼眼中幻化出来的想象，是三民小学几个老师穿上新校服其乐融融的场景；而回到现实中，张一曼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已经被剪成瘌痢头。这种对比使张一曼被逼疯的过程变得更为具象化，耗时不长但是效果突出且合情合理，而这在舞台上是需要演员经过很多互动和个人表演才能逐步达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