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夜谭十记 夜谭十记(马识途文集)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李科员,哦,现在该叫他峨眉山人了,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冷酒,用指头夹起一颗盐黄豆放进嘴里,抹一下胡子,第一个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公务人员了。

哎,我凭什么能做一个大公务人员呢? 大公务人员首先要那些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的人才当得上。听说美国的牛奶面包就是好,只要吃得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县里王大老爷家的王大少爷就是这样,他去美国很吃了几年牛奶面包。他对于牛奶面包当然就有深刻的研究,听说他因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凡两三万言的...    显示全部信息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李科员,哦,现在该叫他峨眉山人了,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冷酒,用指头夹起一颗盐黄豆放进嘴里,抹一下胡子,第一个摆起他的龙门阵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公务人员了。

哎,我凭什么能做一个大公务人员呢? 大公务人员首先要那些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的人才当得上。听说美国的牛奶面包就是好,只要吃得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县里王大老爷家的王大少爷就是这样,他去美国很吃了几年牛奶面包。

他对于牛奶面包当然就有深刻的研究,听说他因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凡两三万言的科学论文,题目是《牛奶放糖一定甜的机理初探》,他还因此得了一个硕士。他回国后,穿上假洋鬼子的衣服,手里提一根打狗棍——不,他们有一个文明词儿,叫什么“死踢客”,捧着大名片,名片上一面用中文印着美国什么大学的硕士头衔,一面印着一大片洋码子。

他到这个衙门闯闯,到那个公馆走走,不费力气就捞到一个高级参议的差事,听说顶得上一个县太爷的身价呢。

这当然是大公务人员了。我凭什么呢? 再说,革过人家的命的人也可以当大公务人员。那几年喊革命喊得最凶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些少年子弟,穿上一套哔叽中山装,跟着人家拿一面青天白日的小旗子,在街上喊“打倒”这个,那个“万岁”,或者提着石灰浆桶,在满墙涂些青天白日,写些什么“以党治国”的标语,不久他们就被送到庐山去上什么训练班去了,我们那里俗话叫做“进染缸”去了。

几个月以后,不知道他们在那个染缸里染成了什么颜色,捧着一张题有“蒋中正赠”四个字的照片和一张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回来,用玻璃框子装好,供在堂屋里。然后找一个空院子,在门口挂上县党部的招牌,拿一盒名片天天出去拜客吃茶,开口“本党”如何,闭口“领袖”怎样,于是他们就成为本县的大公务人员了。

我年过六十,却从来没有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进过染缸,凭什么能当大公务人员呢? 当然,也还有没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也没机会去庐山进染缸的人,有朝一日,忽然阔了起来,当上大公务人员。

我们县里有个有名的张公爷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凑巧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好看的妹子,他把这个妹子打扮起来,送到交际场合里去招蜂引蝶,凑巧给某一个大官儿看中了,他也就爬在妹子的裙带上去加官晋爵,享受大公务人员的“光荣”了。

呸!我是宁肯坐一辈子冷板凳,也不愿去领受这份“光荣”的。 那么,我凭什么能够当上大公务人员呢? 是的,我凭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科员,还是凭自己搞“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很熟练,才保住的。

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背地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

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哪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

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正传吧。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

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

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

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搭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隐私来。

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的,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落进县太爷的腰包里去,如是而已。

科长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有兴趣的时候也到办公室里来签个“到”,画两个“行”,县太爷却很少光临办公室。

听说他够忙的,今天要到某大乡绅家里去拜访,明天又要到某退职大员的公馆里去候教,还要坐堂问案,打老百姓的板子,还要和送“包袱”(贿赂)的引线人讲价钱,他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瞒着自己的黄花老婆,去他私筑的“金屋”里去会自己的“藏娇”。

他哪里有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人呢? 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比如上面来了视察委员呀,或者明天是什么纪念日,来找科员替他拟一篇讲演稿呀。再不然就是后衙发生了事故。母老虎发了雌威,把我们县太爷打得落荒而走,到办公室里避难来了。这几乎是万无一失,我们只要听到后衙有女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就得赶快就座,煞有介事地摇起笔杆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看到县太爷神色仓皇地踏进办公室里来,坐上尘封的县长席,办起公来了。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