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勇近况 李鹏回忆3个孩子出生情况:曾犹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朱琳与李鹏共育有2子1女。其中,长子李小鹏继承父亲衣钵,学习电力专业,现任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书中,李鹏回忆了长子出生时的详情——
1959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反复呕吐,连饭菜味都不能闻。起初我们还不能确定,到医院检查后才证实是怀孕了。消息传到北京我母亲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孙子就要出生了。
1959年的5月,在母亲的不断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亲那里待产。我母亲对她千方百计地加以呵护,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亲坐5路公交汽车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车上朱琳和母亲互相谦让座位时,公交汽车突然急刹车,朱琳向前一冲,一下子蹲下来,结果发现出血了。母亲就急忙叫车把朱琳送到协和医院保胎。一周后,母亲又带朱琳到协和医院。大夫听朱琳主诉后,经过检查,发现情况严重,就让朱琳立即住进危重病房。大夫责怪母亲疏忽,严肃地对母亲说:“孕妇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必须卧床休息!”朱琳一进协和医院妇科就单间隔离,不许下床,鞋子收走。
过了两天,还是没有什么消息。母亲非常着急,就给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求助。邓颖超同志马上联系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协和医院妇产科会诊。当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诊断,她(指林巧稚,编者注)瞒着朱琳问母亲:“孕妇的情况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母亲想都没想说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对母亲这样急迫而恳切的态度,林巧稚大夫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
又过了两天,朱琳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6月7日星期天,我母亲一早就在产房待等室门口,静静地祝福,我的大儿子小鹏出生了,刚生下来时不到5斤重,刚开始准备放到保温箱,医生看到婴儿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没进保温箱。朱琳和小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要从十几里外的北京化工学院赶到协和医院看望照顾。经过医院观察情况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儿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亲的住处——帽儿胡同。
当时在丰满的李鹏听到消息后,既为儿子出生感到高兴,又担心朱琳的健康,只能通过长途电话询问他们母子的情况。1959年11月,朱琳带儿子回到丰满,李鹏到车站迎接他们。看到李小鹏白白胖胖的,他高兴极了。
我在丰满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间虽然很大,但只有一个房间,保姆带着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用三个柜子把房间隔开,留出一个通道出入。但这个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鹏晚上哭闹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吵醒。过了一段时间,招待所腾出一个小房间,保姆就带着小鹏住了进去。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克服不少困难,比如招待所没有烧饭的地方。好在可以订到牛奶,开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够,我们就用开水把牛奶煨热再喂给小鹏吃。招待所没有浴室,给小鹏洗澡成了难题。我们就买了一个大瓦盆给小鹏洗澡。小鹏的吃住和洗澡问题解决了,但我和朱琳的吃饭问题也遇到困难。我们白天上班,早饭和午饭可以在单位的食堂吃,晚上只好带点饭回来,用酒精炉热饭吃。
李小琳出生在儿童节
李鹏唯一的女儿李小琳出生于1961年,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现为中国电力国际兼中国电力新能源董事长。
朱琳怀上这个女儿后,李鹏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一家人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里。房子是一套二居室,使用面积34平方米,很新,还铺了木地板。李鹏夫妇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心里很满足。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里抚养。临行前,朱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的馄饨。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朱琳心里有些酸楚。
1961年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我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我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李小琳出世后,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
小琳出生以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大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大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那时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我作为高级技术人员,国家给了一些优待,所以生活条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后,营养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大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小琳喝。
曾犹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李鹏幼子李小勇,出生于1963年。他的到来,对李鹏夫妇来说,算是一个意外。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琳的身体也刚好,我们就犹豫是不是要这个孩子。后来,大琳到铁路医院做妇科检查,妇科的巴主任检查完说:“根据我的长期临床经验,你怀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经验,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养,妇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个月子里就能治好。”这样,我们就决定要第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李小勇一听我们讲这段历史就非常“生气”,说:“谁说的要消灭老三?”
大琳那次怀孕肚子特别大,大夫检查发现好像有两个胎心在跳,可能是双胞胎。我们为了提前准备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决定到医院做X光检查,以确定究竟是不是双胞胎。那天晴空万里,我陪大琳到医院照X光,结果仪器显示只有一个胎儿,不是双胞胎。
1963年9月6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在沈阳铁路医院诞生了,正如医生预测的,果然是个男孩,出生的时候重达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爱。开始我们打算给他起名叫小陶。我的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化名李陶,我的母亲叫赵君陶,所以想用这个“陶”字给孩子起名。后来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时,她不同意,认为这个字犯上了。她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应该继承他爷爷的事业,做一个军人,就叫李小勇吧。说来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参了军,当了一名小战士,在部队受到了锻炼。
有了三个子女,这个小家庭很温馨。2008年7月10日,为纪念结婚50周年,李鹏和朱琳在北京的住处举行了小小的庆祝活动。
50年说来话长,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可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彼此激励,相互帮助。50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国友人,都称赞我们两个人为模范夫妻。能够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我感到非常幸福。
从个人成长经历,到与家人的相处细节,在完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后,李鹏并没有停笔的打算,而是要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