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书评 书评: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学术风采

民国以来,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近史所于1982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记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收录22篇访问记录,6篇回忆录,综合28位郭先生门生故旧所述,除回忆先生的求学历程、学术成就、长者风范、筚路蓝缕创办近代史研究所的艰辛以外,兼及个人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以及所受先生的启发。本书不仅是近代史研究所与“南港学派”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份研究民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近年来,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南港学派——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本。这本书通过访问郭廷以的门生故旧,整合他们的口述和回忆,为我们展示了郭廷以及其弟子的故事。郭廷以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首任所长,因其1955年10月迁到南港,其治学也遂有了“南港学风”的称谓。

对于历史研究,我一直信奉胡适、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从五四时代,陆续有学者开始致力于近代史研究,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是罗家伦与蒋廷黻。郭廷以就曾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罗家伦留学时曾立志研究近代史。对近代史研究,罗家伦说:“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的时期。”

与罗家伦相似,蒋廷黻留美归国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近代史的相关史料,他也曾梦想成为第一流的近代史学者。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他曾编辑出版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然而,两人后来都因弃学从政而放弃了对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也只是在抗战闲暇时为我们留下了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不过,他们的治史方法与理想在郭廷以这里得到了传承。

当然,对学术研究而言,光重视史料却没有史料也不行。中研院近史所能够得到众多史料,郭廷以功不可没。郭廷以是国民党党员,他的学生李焕与潘振球是蒋经国的左右手;与此同时,他跟当时的政府大员叶公超、王世杰关系也不错。凭借这些人脉,郭廷以最终说服政府将晚清民国的档案送给近史所,这对近史所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学术机构要想取得杰出的成绩,除了史料充足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援。有了充裕的资金,才能吸引第一流的人才到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郭廷以的眼光。近史所刚创办不久,郭廷以一方面通过近史所的史料来训练所里的青年学者;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些卷帙浩繁的档案吸引美国学者,进而开展合作。郭廷以通过他跟美国学者饶大卫、韦慕庭、费正清的关系,申请到了许多基金会的支援。

近史所最成功的案例是郭廷以与费正清合作所建立的福特基金会项目。一方面,费正清等美国学者通过近史所获得了历史研究的一手史料;另一方面,通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近史所的青年学者也可以获得赴美留学进修的机会,而赴美进修的青年学者,在其学成之后重新回到近史所,对近史所进行反哺,这无疑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壮大了近史所的研究力量。

审视近史所的变迁,青年学者集团合作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这主要体现在三点,进入近史所的青年学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跟其他青年人一起编辑近代史的相关档案与史料,这是他们集团合作的开始。其次是他们通过集体合作开展的口述历史系列。1950年代的历史学界,口述历史成为一门显学,这方面的先驱是美国哥伦比大学历史系。当时流亡美国的胡适就曾跟唐德刚合作《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来从美国回到台湾执掌中研院的胡适大力提倡口述历史,而在这方面,最杰出的成绩无疑是当时由近史所的青年学生集体合作开展的口述历史系列。

最后,学者李国祁负责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中研院近史所学者在这个专题之下,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分别选定一个特定的省区来研究这个省的现代化道路。而每个学者的著作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大体勾勒出当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