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是枝裕和的“杀人容器”

几乎所有包裹着悬疑推理片外壳的文艺电影都难免会遭到中国观众的质疑，那些怀着对悬疑片类型期待去观影的人会因为真相的不明和反类型的叙事节奏而茫然不适，而谙熟是枝裕和作者风格的粉丝也会因为悬疑类型的陌生化形态，而否定这个作品。

影片放映前，是枝裕和曾向观众道歉：“电影比较含糊，也没说清楚真相是什么，抱歉了。”这句表面上看上去是道歉的客套话，其实暗含了导演的本意：本片并不以追求真相为目的，切勿被“悬疑片”的类型外壳所欺骗，而对文本中导演刻意为之的暧昧与模糊视而不见。正如影片中反复提到的“容器”概念——因为容器是空的，所以每个人在里面放什么东西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理解。《第三度嫌疑人》便是导演是枝裕和打造的“容器”。

这个杂糅了悬疑片、犯罪片、社会派推理片、庭审片等多种类型元素，涉及司法伦理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宗教问题等多元主题，且叙事在留白与闲笔中徘徊的文本，无疑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没有整体性、轮廓不清晰、可以容纳一切却又无所容纳的“容器”。不同的观众透过影片这个容器刻意放入自己的解读，但每一种解码方式都会遭遇文本的缺失与暧昧。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与以求真与逻辑为核心的推理类型文本形成了一种冲突，由此造成了观众观影时的错愕与迷茫。然而，这个错愕的我们，又何尝不像影片中的律师重盛，只看见自己相信的存在。

对于拍摄纪录片出身，奉行“不干涉、不判断、让事情慢慢生长”原则的是枝裕和而言，恐怕上帝之眼所呈现的全景世界并不存在，倒是影片中这个真、假、有、无交融的世界体现了是枝裕和一以贯之的创作思维。当然，是枝裕和并不是要以不确定聚焦的方式重述一个《罗生门》的故事，也不是要通过多重聚焦的方式来还原盲人摸象的寓言。犹如立体主义画作一般，他将不同层面的部分事实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形之象，每一段叙事留白都可以展开一个叙事维度，而这些片段事实的拼凑者——律师重盛，则作为影片的主人公，以自己“容入”三隅这个“容器”的过程，构建了他自己的救赎与审判故事。

笔者认为影片的题目《第三度嫌疑人》翻译得并不准确，港台译名《第三次杀人》或许更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影片的叙事主轴。影片中嫌疑人三隅一共三次“杀”人：青年时期在北海道杀人、杀害咲江父亲及最后一次——最关键的第三次，其实是借重盛的法律辩护之“刃”杀死了自己。确切地说，用“制裁”取代“杀人”更能体现影片对司法伦理的探讨：人是否有决断他人生死的正当权利。三隅第一次被法官制裁，如法官所言，体现的是“社会制造犯罪”的论断。三隅杀害强奸女儿的禽兽父亲，是三隅的制裁/救赎。三隅和重盛一同为了保护咲江，在合乎内心之法的基础上，一同实行了三隅的牺牲与拯救，重盛的制裁和救赎。在三次制裁中，三隅都扮演了“容器”的角色，而以“第三次杀人”作为影片的片名，是因为影片的故事线索是围绕着重盛对三隅这个“容器”的认同而展开的。

作为三隅辩护律师的重盛，在影片中充当了悬疑类型片中“侦探”行动元的叙事功能，只是这位不执著于追求真相的破案者，势必会造成类型叙事的障碍。但是，当我们将重盛对三隅的情感变化线作为影片的叙事主轴后，影片的叙事结构便清晰起来。《第三度嫌疑人》并不靠外部矛盾推动剧情，而是通过人物的内心变化弧线来构建故事。

影片中重盛与三隅一共在狭小的探视空间内对峙了七次。隔着一扇玻璃，导演以精妙的影像场面调度方式，将两个人从隔阂、质疑、对立、同情、认同与合一的过程，呈现为变化的镜像关系。初次会面，信心十足的成功律师重盛只关心辩护战术，此时的他是站在律师的纯技能视角来思考案件。当三隅隔着玻璃感受重盛的手掌，并提出女儿的问题之后，“父女情”成为了重盛与三隅的结合点，律师开始积极探索三隅和咲江的关系，得知咲江被生父性侵的事实后，重盛因为三隅所说的“相信“，而决定帮助三隅完成牺牲与救赎。

如果说影片是导演的容器，那么嫌疑犯三隅就是影片中的容器，役所广司以精髓的表演将一个可以随意变形的“容器”刻画得出神入化。影片中他多次翻供，从一开始盗窃纵火，到被老板娘买凶杀人，直至最后在法庭上否定杀人，对于谎言，三隅都呈现得真诚而笃定，只有帮助咲江杀害禽兽父亲这个最接近事实的真相，却表现出暧昧与不确定。他很少回答重盛的问题，而是反问重盛，引君入“瓮”，让重盛在认同自己的同时，一步步面对自我。最后，三隅被判死刑，重盛自以为“理解“了三隅的本意，镜头中两个人物的面部倒影在玻璃镜中几近重合，而三隅却暗示重盛，这个美好的故事，或许只是重盛相信的事实。伴随着重盛发出”原来只是容器……“的感叹，画面中重叠的两幅面孔，渐渐分离……

影片中那面隔阂/联系着重盛与三隅的玻璃镜，同样体现了是枝裕和的镜像修辞，一种在重复中重叠的叙事结构策略。在《第三度嫌疑人》中，“重复”构成了影片的节奏：律师重盛与嫌犯三隅，两个出生于北海道，对女儿有着愧疚，都爱吃花生酱的中年男子，是对立的人物重复。影片中，三对有“裂痕”的父女关系：重盛因为工作疏于照顾女儿、三隅因为犯罪被女儿诅咒、咲江则被生父性侵。三对重复的人物关系，因咲江而凝聚在一起。影片中的“三次”杀人，有相似也有变化，三隅两次犯案手段一致，但一次是原罪，另一次却是救赎。此外，影片中还有很多重复的细节设置：热带鱼之死与金丝雀之死的谎言相互对照，重盛女儿的“虚假之泪”与咲江的“瘸腿谎言”及三隅的多次翻供构成了真与假的重复与变奏。十字架与花生酱是影片中多次重复出现的意象，承载着影片隐含的主题……

如果说蕴含着变化的重复，构成了影片的节奏。那么重复中的重叠，则构成了是枝裕和在多部影片中表达的重建命运共同体意识。影片中两场颇为诗意的超现实场景充分体现了这个主题。在一场打雪仗的戏中，重盛亲自走入了他的想象界：镜头先展现咲江与三隅在河边打雪仗，在咲江投掷雪球的镜头之后，镜头反打被雪球打中的重盛，经由咲江，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在想象的冰雪世界中，镜头缓缓升起，俯拍的画面中，三个人手拉手的姿势像是三个十字架，是本片中难得的亮色调画面。另外一场河边杀人的戏，与影片开头呼应，只不过是咲江与三隅一同杀人，镜头反打出河边沉思的重盛，配合重盛脸部抹血的动作，三者的构图景别造型一直，又是一次视觉化的三人合一场面。

这种在创痛后结为共同体的意识贯穿着是枝裕和的作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本片虽然类型题材与是枝裕和以前的影片有差异，但在影片的精神线索上却是一致的。颇为有意思的是，除了将想象的共同体视觉化，是枝裕和还以他惯用的味觉修辞——通过日常生活中食物的味觉，唤起亲切的生理共鸣，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如本片中的花生酱，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具细节，它不仅关联着重盛、三隅、咲江三者的关系，出现在影片的重要情节点上，而且三隅咽口水的动作、他在监狱里品味着花生酱面包的长镜头呈现出了这个人物身上难以掩饰的真相，使观众相信围绕花生酱建立的情感是影片中最有温度的真实。也许在是枝裕和看来，逻辑语言和视觉信息都可以作假，唯有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味觉体验才是不撒谎的事实。以食物的味觉修辞唤起想象共同体的温情，恐怕是《第三度嫌疑人》这个真相暧昧的文本中唯一真实的味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