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史学思想的评价 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分析

儒家史学是在商周早期史官文化的基础上,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初步奠定其理论框架的。强调史学必须为宣扬儒家学说服务与树立"因损"结合的历史观,是先秦史学的主要内容。经过两汉经学、宋代理学与明清实学三个主要阶段,儒家史学不仅形成其各自的史学思想特色,而且,儒家史学思想日渐丰富与始终居于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

其中,将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精神较好地相结合,是宋代史学的主要特色,对明代、乾嘉以前的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乾嘉以后,儒学由实学转向注重训诂考订的朴学,仅仅发展了宋代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章学诚首先系统提出"六经皆史"说是乾嘉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至中国近代,由于经世致用精神的回归与私人藏书数量日渐增加,掌故学成为一种新的史裁与史学的旁支。中国史学数千年来发展的以上主要脉络所形成的史学思想,对朱次琦产生明显的影响,使形成于近代中国的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殿军。

一、史学必须服务于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萌芽时期,出现大批以《春秋》命名的诸侯国的国史,是先秦史学发展的最主要贡献。针对由孔子编纂的《春秋》与其他《春秋》的区别,孔子率先提出史学必须服务于儒家学说的理论。据《孟子·离娄》,孔子指出由其编纂的《春秋》的特点是: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清人万斯年对此解释云:"《春秋》书弑君,诛乱贼也。然而赵盾、崔杼之事,时史亦直载其名,安见乱贼之惧,独在《春秋》而不在诸史?曰: 《孟子》言之矣。

《春秋》之文则史也,其义则孔子取之。诸史无义,而《春秋》有义也。" "义"者,是指宜,即是儒家思想。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强调史学的目的不仅是记录史实,更要服务于儒家学说。

1858年,朱次琦开馆家乡广东南海九江礼山草堂,以"五学"治学章、"四行"修身条教育门徒。其中, "五学"包括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与辞章之学。在《朱九江先生讲学记》一文中,朱次琦开篇即指出其开馆讲学的原因:"呜呼!

孔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谊乖,岂不然哉?" "谊"即是"宜",意思与"微言"相同,是指阐发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因此,朱次琦讲学就是阐发孔子思想,史学作为其"五学"的内容之一当然也是如此。

在论述《春秋》、《明史》时,朱次琦也是强调其宣扬了儒家学说的"微言大义"。"《春秋》之作,惧邪说也。孟子其通《春秋》之微,告诫于百世者矣。…… 《明史》属稿,有布衣万季野焉,史局诸臣鸿博选也,越六十年而书成,故史谊之精,独越群史。"

摆脱汉唐章句注疏之学,注重义理阐述以成独断之学,是宋代儒学越汉唐,以重振先秦儒学的主要做法。其义理阐释主要就是阐发儒学大义。对于注疏之学,朱次琦主张义理与训诂合一。"古今名家声音训诂,去其违而终之经谊焉可也。"

二、史学必须经世致用

将史学的价值定位为经世致用,首先体现于《春秋》的"微言大义"集中反映在所见世的哀、定、昭三朝历史当中。至宋代,张载、程颢、程颐等均主张经世致用。张载提出"以礼治国",二程认为, "学者不可不通世务。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为则彼为,非甲为则乙为。"

朱次琦认为致用是读书的根本点。"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时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具体到对《六经》的阐述时,朱次琦则多次强调经世致用与通经的重要性。朱次琦认为:"《六经》者,古人已然之迹也。

《六经》之学,所以践迹也。践迹而入至室,善人之道也。……经谊,所以治事也。分斋者歧矣。经学,所以名儒也,分门者窒矣。" 《六经》是记载古人的言行事迹,学习《六经》必须探寻古人事迹背后潜藏的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因此,学者必须博通经典,只有通经,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儒者。

史学作为经学的内容之一,当然必须做到经世致用。与此一致的是,在《复邑学曾广文书》、《复友人言举主书》、《三寄草堂诸学子书》等文章中,其弟子简朝亮不断强化读书报国的思想。"所以图报天子养士之意,即所以报国。" "今日之遇古人之风,永怀报国。" "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

三、史学必须实事求是

史官文化的直笔传承并非来自孔子,比较鲜明且大规模地提出史书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是司马光、郑樵、刘攽、吴缜、朱熹、欧阳修等宋代史家。在《新唐书纠谬·序》一文中,吴缜将史书的作用概括为事实、褒贬、文采三结合。

以追寻事物的本真出发,宋代出现的一场疑经运动,提出以文献以外的金石、碑刻等原始史料订正史传的失误,使金石、考异成为宋代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也使史学转向实证与研究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开乾嘉朴学之先河。

谱书源于史官,因此,姚鼐、纪昀等均认为谱学即史学,朱次琦、简朝亮也有此看法。"谱牒之学,史学也。"1869年,朱次琦、朱宗琦兄弟二人用11年编纂完成《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将"直而不污"的信史与"信而有征"的实证作为撰写谱书的主要原则。其中,临文不讳、实事求是、考证源流、分辨正误是其具体做法。有必要指出的是,朱次琦精于金石研究,惜其著述已佚。

四、史学的"资治"意识

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始,宋人的"资治"意识可谓蔚然成风。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地方志的编撰;二是出现奏议集、纪事本末体等;三是注重以史学重振儒学;四是借史书的编纂突出伦理纲常在历史中的关键地位;五是以是否遵循从纲常作为评介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六是注重研究本朝史与撰写野史笔记。宋人"资治"意识的诸种表现,在朱次琦的学者生涯中多有体现。

1.支持乡人冯栻宗编纂《九江儒林乡志》

《九江儒林乡志》是继《南海九江乡志》之后广东南海九江又一种志书。在《九江儒林乡志·序》一文中,冯栻宗云:"乡中老宿朱子襄征君,冯爱之封君建议辑之,征君并手写采访条款,已敦聘里彥次第采访而募修焉。

"朱子襄即是朱次琦,《九江儒林乡志》的采访条款出自朱次琦笔下。因此,其编纂必然受到朱次琦的史学思想影响,如冯栻宗明确指出,"临文不讳"是《九江儒林乡志》列传八卷的撰写原则。同时,《九江儒林乡志》以一卷的篇幅专论江防水利和广东南海九江水患,明显反映冯栻宗的实学精神和乡土意识。

2.对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的论述

朱次琦认为,"《资治通鉴》,史学之大用也。虽百世可为王者师矣。毕氏之续未逮也,然续者独推焉。……通鉴书战者详,兵谋之蓄也。……纪事本末,其寻之也易,不亦宜备乎?"对于宋代史学出现的新体裁,由于其极强的实用性,并将这种实用性用于军事战争,朱次琦均不遗余力地给予称颂。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首先打破孔子所云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率先关注军事史与战争史。在《荀子·议兵》中,荀子提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与以富兼人的3种策略。宋儒吕祖谦也在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下功夫。

1852年冬天,任山西襄陵县知府的朱次琦惊闻太平军破武昌、安庆,据南京,北至扬州,于是撰写了《晋联关陇三难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一文,成为朱次琦唯一的论兵之文,惜全文已佚。在朱次琦晚年,偶有与门人论兵,将民心作为战争胜利之本,主张西器源于中国。

"兵莫患于不坚,上下军民联为一体,我之坚也。……泰西水法,而不必自泰西为之也,我用泰西也,非泰西而不必可为之者,泰西机器也,漏巵也,泰西用我也。"

3.以史学重振儒学

朱次琦认为,经学、儒学之分是由于学术分门而治所致的,其所提出的"五学"治学章也是其产物。在"五学"治学章中,朱次琦首列经学,次列史学。在论述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时,朱次琦认为, "史之于经,犹医案也。……《书》与《春秋》,经之史,史之经也。

……通鉴、编年,《春秋》也,以此见治经治史,不可以或偏也。"朱次琦将史学作为经学的史料,认为《书》与《春秋》经史不分,因此,治经必须治史,反之亦然。

朱次琦的"经即史"说,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相类,但是,朱次琦旨在以史学重振儒学,与章学诚将经学降格为史学是不同的。由于经史相通,朱次琦主张运用以史证经与以史通经的方法注疏儒家经典。

4.以儒家伦理纲常评价人物

大节与小节相结合,重大节,略其小节,是中国古代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孔子倾向于将安邦定国者定义为大节,孟子、荀子则呈现贬低事功,趋于道德评判的强烈倾向。孟子、荀子与孔子评判标准的差异性,在宋代直接发展为朱熹、陈亮等人的义理与事功之争。

"四行"修身条是朱次琦育人的信条,内容包括: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与朱熹主张的道德审判的义理派相一致。由于乡人扫地北不爱千金而爱其弟,也能使家人相爱,朱次琦认为扫地北是实践孝悌的典型。

在评价《三国志》时,朱次琦称美作者陈寿不仁二朝的王朝意识。"寿自国亡入晋,当时相重,荐以为官于晋,终身未有之改,乃晋臣也,既为晋臣,不得不尊晋,晋之天下受之于魏,然则魏者晋之祖宗,陈寿所事之君,所北面事之者也。若以魏为伪, 伪魏为伪晋也。如何行得?"

5.重视研究本朝历史

《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征实录》、《晋乘》、《论国朝儒宗》、《纪蒙古》是朱次琦临终前夕焚毁的7种著述。其中,"国朝"即是朱次琦生活的清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纪蒙古》是朱次琦根据1852年出使蒙古的见闻所写的著作。因此,朱次琦的著述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与朱次琦大异的是,简朝亮是以注疏经典著述迫近当下时代。对于《尚书》,简朝亮认为,"《书》以道政事,今从事在《书》,不曰是亦为政乎?"对于《礼》,简朝亮强调:"《礼》时为大,夫时者,非谓其时俗也,谓其时义也。"对于《孝经》,简朝亮则将其作为"导善而救乱之书也。"因此,简朝亮是以回归经典关注他所身处的中国近代。

五、倡明掌故学

掌故学是打通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等的一种新的史学体裁。近代私家藏书著述丰富与经世致用兴起,经济有补实用,掌故则有资文献。据朱杰勤的《龚定盦研究》,"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定公开之。"近代掌故学始于龚自珍,同时期的俞正燮也极大地促进了掌故学的影响。俞正燮治学范围相当广,程恩泽认为,"正穷乃稗,稗穷乃注,注穷乃金石。"

首次将掌故学作为一种学科来教育门人,并取得显著效果的是朱次琦。掌故学在"五学"治学章中紧随经学、史学之后,朱次琦认为,"《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通《九通》,是谓不通。……掌故之学,至赜也。

由今观之,地利军谋,斯其亟矣。……知掌故而不知经史,胥吏之才也。……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则辞章之发也。"凡关涉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利、文物、制度等均属于掌故学的范围,朱次琦将掌故学摆在一个等同于经学、史学的高度,体现他经世致用与救国救民的决心。

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陈寅恪这样评价清代史学。"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没有将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较好地相结合,这是陈寅恪有此评价清代史学的原因。若于此意,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上接宋代史学,下连近代史学的。朱次琦的史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了解朱次琦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朱次琦的学术思想,而且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广东近代史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