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重论毛泽东 论毛泽东思想的现时代价值

论毛泽东思想的现时代价值(1)_理论热点_光明网

毛泽东思想,论持久战,科学发展观,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热点

作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辉教授 柳建辉

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高举的伟大旗帜。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它具有极其丰富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开辟与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以来,它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具有长远指导作用。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现时代价值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领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现时代价值源于其丰富的时代内涵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深入的结果,具备当年那个时代人类先进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即它的理论来源或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样,是实践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原来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到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东移到俄国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历史性胜利,同时关注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纲领。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心又进一步东移到中国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催生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正如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挽救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

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必须是两个要素的互动,即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或思想基础和实践来源或现实基础两个要素互动,只具备一个要素是进行不下去的,实践来源或现实基础这个大体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当时的中国国情、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只有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这两个来源或基础,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有关问题,也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精髓。

刘少奇在中共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2]这一界定,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时代内涵,反映了全党的共识。

同时,毛泽东思想又是在不断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并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这时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制定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和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等各方面原因,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十分盛行,导致中共中央接连犯了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在同各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吸取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及科学的思想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同时,围绕这一科学理论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党的建设思想等方面也都逐渐形成体系。

这些创造和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和需要,又是中国革命艰难实践的呼唤。正如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