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丰县长 县长当官后立即改网名自认为“王” 落马后自扇耳光

他一心“想当官”,成为县长后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网名改为“鸽子花王”;他内心极度矛盾,得知将被调查后驾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却不敢去讲清问题;他自称“经得起组织的任何调查”,却在东窗事发后嚎啕大哭自掌耳光。贵州省纳雍县原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成芳因严重违纪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贵州省纳雍县因生长大片野生珙桐树被誉为“中国珙桐之乡”。珙桐树花呈白色,形似鸽子,亦称“鸽子花”。2013年,当选纳雍县长后,郑成芳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网名昵称改为“鸽子花王”。在他心中,他就是纳雍的“王”。

2016年7月,郑成芳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鸽子花王”走到了仕途的尽头!

郑成芳出生在黔西县一个小山村,家里条件较为艰苦,小时候在家耕地放牛。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从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逐渐成单位的骨干。

在市直部门工作的10多年时间里,看到一些领导前呼后拥,郑成芳逐渐被权力的“魔性”所感染,“想当官”的欲望在他的内心深处日渐强烈。

2004年,郑成芳到纳雍县担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当官”的梦想得以实现。此时的他还算清醒,甘于寂寞、不滥交友,也曾拒收礼金。

然而任职一段时间后,逢年过节上门送礼送钱的人越来越多,郑成芳终于突破防线收下了第一笔礼金。随着贪财之心逐渐占据上风,礼也越受越大,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从2005年到2009年,郑成芳先后收受他人送的礼金数百万元。他内心感叹:“不当官,不知道当官有多好啊!”

在纳雍任职12年,从常委、组织部长到副书记、县长,郑成芳逐步从自信变为自负。加之一些县级班子成员都曾是他的下属,他逐渐变得狂妄自大,制度和规矩在他的面前逐步变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最终不放在心上的一纸空文,形同“摆设”。

郑成芳常以推进工作为名搞“一言堂”,在招商引资、项目引进、资金调度上多是个人先定调,或是匆忙在会上过一下,除部分跟县委主要领导汇报外,几乎没有跟县委常委会汇报过。他觉得这样可以给外界造成自己有魄力、说话做得了主的印象。

尊崇党章、敬畏纪律在郑成芳面前成了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手电筒”。十八大以后他的贪欲仍没有节制,继续胆大包天收受多名工程老板送的现金。甚至就在被调查前不久,他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工程老板谋取利益,收受现金数十万元。

在听到自己将被调查的风声后,郑成芳一开始并没有半分惧怕之心。他觉得自己收钱是“一对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送礼送钱的人又从中都得到了“好处”,应该不会“出卖”自己。接受调查期间,他还退还了一个1万元的红包,误导组织调查方向。

然而当得知几名“心腹”被市纪委找去谈话时,郑成芳慌了。他整日担惊受怕,寝食不安,巨大的压力让他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内心非常矛盾:想讲清问题,又不愿放弃眼前的所有;想逃跑,又害怕被“猎狐”;想自杀,又舍不得自己唯一的儿子。

在重压和矛盾的心理中,郑成芳独自驾车从纳雍飞奔到毕威高速公路。他想去市纪委讲清问题,却没有勇气将车驶下高速,而是在高速路上来回狂奔,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被紧急赶来的家人劝回。

回到纳雍,身边“老板朋友”劝导他的短信再次在眼前浮现:“你不要担心,有什么消息我会打听,替你解围。”“只要你宁死不屈就能挺过去,到时候一切都好了。”关键时刻,郑成芳选择了相信老板,而不是相信组织。

随后,郑成芳接到了预料之中的电话,通知他到市纪委谈话。和他谈话的是毕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蒋兴勇,这是按组织安排,以约谈形式对他进行的最后挽救。

然而郑成芳没有珍惜。他继续顽抗,坚决否定了所有问题,并说:“我到纳雍工作以来,一直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组织上要实事求是,我经得起组织的任何调查,相信市纪委会调查出一个清廉的县长”。

当这个自认“经得起任何调查”的“清廉县长”得知其他人早已交代问题后,瞬间泄了气。在审查人员的耐心教育下,郑成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无知,他悔恨交加,嚎啕大哭,自掌耳光。他说:“郑家在黔西没有出过一个县长,我是第一个,我的成就足以光宗耀祖。都因为我无视党纪国法,心存侥幸与组织对抗,现在全都毁掉了。我不但光不了宗、耀不了祖,还为家族带来耻辱,成为家族的罪人……”

权力是把“双刃剑”,可以造就人,用之成就事业;也可以腐蚀人,使人身败名裂。郑成芳自掌耳光的声音还在回响,它再次提醒广大党员干部“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遵纪守法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