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全文 "致良知"也是现代文明的期待
谈论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理论,不能不提及“知行合一”;谈论“知行合一”,又不能不提及与之相契的“致良知”一说。
《大学》早有“致知”的论述,其认为:一个人的“知”来源于耳目口鼻与肢体所控制的五官,视、闻、尝、嗅、动的自我行为多了,知识自然会增长。而王阳明进而认为:那仅仅是见闻之“知”,与良知之“知”有着霄壤之别。
适如他在《答欧阳崇一》所云:“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亦不滞于见闻”。倘若究根溯源,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出自《孟子*尽心篇》:“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在《大学问》一文中,用自己的话诠释之:“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此言有两层意思:一、“''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传习录》),是一种德行之知;二、这种“良知”存在于人的本性,“不虑而知”,“不学而能”。
可以断定,“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心”含有三重意义:原本纯洁的“本心”,受私欲所蔽的“人心”,成圣后失而复得的“真心”。他将“心”与太阳作比喻——太阳自然发光,只是受遮时才变得黯然;人心亦然,只有受私欲所碍时才会失衡,步入邪途。
“致良知”目的唯有一个:“发明本心”,“返归真心”。王阳明的“四句教”头两句就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致良知”明辨是非,明断善恶,祛除“意(人欲)之动”,最终昭彰“心之体”。
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良知”是作为他力主“行”的起点和终端。如果说“知行合一”是达到“致良知”的终南捷径,那么,“致良知”则是“成圣”的唯一路径。
王阳明明言“致良知”并非仅止于求知识,而是在于“尊德行”。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去(灭)人欲”,以往人们批判其封建礼教一面,自有道理,但全然否定则有走极端之虞。根据王阳明在批判地继承两程朱熹的理学基础上创立的“心学”,“存天理”是基于“明明德”,“去(灭)人欲”是旨在“见真心”。
那些不“致良知”、无“尊德行”者,只能是“粗人”、“贱民”,与“成圣”无缘,其充斥人间,与他孜孜以求的“人人皆可成圣”(脱胎于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社会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王阳明坦然地说:“吾平生讲''行'',只是''致良知''三字”。其“四句教”的后两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将“行”的要义表述得极其简赅。
常识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形态会发生根本的嬗变,一种生活的方式也会出现截然的异化,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分支,一种思想理念历经沧桑难以“断代”,还会以不同的语态、不同的内涵代代相袭。即使像王阳明那样的带有诸多“主观唯心主义”杂质的思想家,其“致良知”一说仍存有一定的“合理内核”亟需现代社会赓续之,切莫在泼脏水时将孩子也一起抛弃了。
在我看来,“致良知”一说中的是非之心、善恶之念所体现的仁爱观、伦理观、道德观、实践观等都是现今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
那场人妖颠倒的“文革”,政治路线失误自不待言,但全民的良知的沦丧不也是一个起因和恶果么?结束“文革”,正本清源,这不仅是政治路线的归正,还有包括“良知”在内的意识形态的返璞。“呼唤''良知''”在改革开放年代始终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其实,她只是“致良知”在新时代的另一种语态表述而已。
现实生活确实提出了“致良知”的期待。不是吗?从官场到民间要杜绝说假话,提倡讲真话;全民提倡见义勇为、乐施慈善、救死扶伤等行善义举;敬老爱幼、善待家人的家庭伦理;诚信为重的为人信条;践履“戒欺”的从商准则;同情弱者、救济贫者的恻隐之心;等等,无不与“致良知”存有因缘关系。有鉴于此,古训“致良知”与现代“讲文明”乃是一脉相承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