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诺贝尔 汤飞凡本有望获得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
下面的评论比较客观:说起青霉素在中国的历史,不能忘记的是这几个名字:樊庆笙,汤飞凡,童村。樊庆笙被称为中国的青霉素之父。1940年樊庆笙由金陵大学选送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他用三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威斯康辛大学博士生的最高奖赏——金钥匙奖。
为了早日回到祖国,樊庆笙作为细菌学检验专家参加了美国组建的援华机构———美国医药助华会,该机构决定在中国援建一个血库(包括装备、人员、技术),用以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4年1月,他乘坐美国的运输船历经艰辛于当年7月到达印度,又经驼峰航线飞到了昆明。樊庆笙回国时,随身带着三支盘尼西林菌种,这在当时比黄金还贵重,他要用它造福祖国人民。 樊庆笙(1911-1998),著名农业微生物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
美国医药助华会的血库位于昆明的昆华医院内,南面隔湖就是当时的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细菌、病毒学家,当时他正领导一个小组也准备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工作,可是他们只有从印度辗转弄来的两支菌种,同时缺少新技术及仪器设备。
樊庆笙的到来恰似天意,二人一拍即合,决定把研制盘尼西林的工作放在防疫处做,因为那里已有些基础。
这样,在血库尚未运转之前的一个月,樊庆笙和朱既明等人已经着手盘尼西林的研制。就在这一年——1944年年底,第一批 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面世。 汤飞凡(1897-1958),医学病毒学家,微生物学家。
抗战胜利之后,金大迁回南京,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樊庆笙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他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完了金陵大学的课务后,又匆匆赶到上海忙于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
在这里他遇到了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来上海生化实验处工作的童村。樊庆笙和童村早在美国就已结识。当时,樊庆笙为了把盘尼西林技术带回国,特地到纽约总医院学习一些检定剂量的试验,又到约翰霍甫金斯大学和童村交流过学业。
童村也是攻读细菌学的,他们的合作十分愉快。也就在这个时期,他们考虑到盘尼西林生产出来以后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名字,根据分类学的特征提议叫“青霉素 ”,依据有二:一是形态上,这种霉株呈青黄色,取其“青”;二是意义上,英文中的词尾“-in”在生物学上常翻译为“素”,如维生素 (Vitamin)。
两者合一,终命名为“青霉素”。 “青霉素”这个名字就这样一直使用到现在。由于多年战乱,再加上还有宋子文的那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工业化生产盘尼西林的梦想终究未能实现。
早期先驱们的工作只能说是试验性的生产了一些盘尼西林。但是他们的努力为后来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
童村(1906—1994),医学家、微生物学家,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先驱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童村受命担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主持领导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他把当年从事传染病临床追溯细菌传染途径的方法,应用于青霉素发酵染菌原因的寻找,采取防止措施,使青霉素发酵避免遭受杂菌污染的威胁,即使偶尔染菌也能找出原因。
童村和同事一起成功的采用棉籽饼粉代替玉米浆,解决了青霉素发酵的原料问题。
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解决了青霉素的分离、提纯、结晶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于1951年3月13日,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结晶。1953年5月1日,在童村领导下自行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投入生产,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如今,我国的青霉素年产量已占世界青霉素年总产量的约四分之三,居世界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