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富津方剂学 国医大师成长之路系列|段富津:从学徒到方剂学泰斗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医方剂学奠基人
我生在肇东县农村,父亲是当地知名的木匠,一些很难干的木匠活,他都能非常巧妙的做出来,比如翻地用的犁杖,制作是很讲究的,要角度合适才能好用,所以大家都尊敬他,而且挣钱也比农民多。我当时比较瘦,不太适合从事农村重体力劳动,父亲就为我选择了学医的道路。
1943年我13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就到了五站镇名医李子芳的“医师铺”去当学徒。“医师铺”就是那种前面是铺子可以看病抓药,后面是家里居住的院落。在那儿学习了三年,我们师徒、师兄弟之间的关系处得都特别好,同期的两个师兄都成年了,我最小,他们都对我都特别照顾,拿我当小孩看待。我在那儿学习念书,同时也学看病和抓药。
1945年日本投降了,外乱刚平定之后又开始闹起内乱,闹土匪。因那时地方政府还没建立起来,原来的地痞就拉帮结伙,到处抢杀掠夺,后来竟然把五站镇给攻破了,我师父也被绑走了,然后就管家人要钱。师父那些年他没攒下多少钱,倒是攒下了不少口碑。他是儿科医生,方圆百十里都知道他,当被绑到十多里地的一个屯子,老百姓们一看这不是李先生么?就跟土匪诉说李先生治病救人的事迹,后来土匪竟被说服,把师父给放回来了。
土匪闹得太凶了,师父觉得“医师铺”实在开不下去了,就决定停业让我们各自回家去。在家我待了将近半年,后又经人介绍给当地擅长内科的名医曲培文,说“老段家那孩子学医学了三年了,再去跟你学学吧”。经过面试,师父觉得我还挺不错,就收留下来。就这样我就又拜了第二位师父,又学习了将近四年,前前后后共学医将近八年。
1949年春,肇东县进行一次中医从业人员甄别考试。那时候医师有的有证、有的没证,没证的比较多,考试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五十名,乙等、丙等均为一百名,丁等为不及格。报考的共有五百多人,在里面我是年龄最小的,但在发榜时我却考了第十三名,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也轰动了全县中医界。后来,考取前二百五十名的被批准为具有行医资格,剩下的就不允许行医了。从此我算是正式步入临床中医界,可以行医了。
我虽然考试成绩不错,取得中医师的资格,但我总觉得独立行医还不行。一是年岁轻,二是临床经验不足,总感觉自己不会看病,所以虽然可以独立行医,但我还是待在师父那儿,师父撵我,我也不走。到了1949年末,师父又提出让我自己独立,说是总不出去是锻炼不出来的,所以1950年初,我就在离师父二十多里地的地方开始行医了,也是开了“医师铺”。
农村缺医少药,来了个大夫大家都挺欢迎,所以地方上很照顾我,给我地给我房子,我就在那儿独立行医一年多。1952年夏,区里(肇东县第二区)供销社成立个医药部,实行大夫上班拿工资的制度,我是其中被调去的一个。半年后,国家又号召个体医生联合起来成立诊所,我们区里共成立三个联合诊所,每个诊所都有四五个医生。我所在的是第一诊所,兼任所长。
当时国内出现反对中医的浪潮,有很多反对中医的言论,后来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这些老革命家知道之后就提出严厉的批评。为了加强中医工作,国家要求县医院设中医科,县卫生科设中医科员,专门负责中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1954年9月1日被调到县卫生科任中医科员。卫生科的工作是以行政为主,但我有时也看病,还要负责中医培训、提高,就这样,我就在卫生科又干了四年。
1957年,卫生科认为我只是做行政工作好像有点耽误我的业务发展了,就把我送到黑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进修学校是1954年成立的,有时一年办两期,有时办一期。我是第五期学员,在那进修了七个月,之后考了十门课,我共得了990分,每门平均99分。
当时黑龙江省正在筹备成立中医学院,缺乏师资,因我进修的考试成绩很好,所以在1958年9月就被调到新成立的黑龙江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由黑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黑龙江省第一卫生学校、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以及黑龙江省立医院“四合一”而成),第二年中医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同年开始招生,我就作为中医学院首批教师,开始走上培养中医人才之路。
要说方,从方剂学理论来看,早在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形成了。《黄帝内经》的方剂虽然很少,一共只有十二个,也都比较简单,但已经开始用方了。还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也是记载方剂比较早的。
方剂是逐渐形成的,可以追溯到“药食同源”,就是人们是同时发现吃的东西和药物的存在。神农时代,人们想知道哪些东西能吃,比如看看大黄能不能吃,他就挖了以后尝一尝 ,一吃发现大黄正好是苦的,苦的饿了也可以吃,但是吃完大黄出现泻肚了。
就这样经过几十年、几百年才知道,大黄能泻肚,这样以后有人大便干燥了,就给他吃大黄,大黄就是药。很多药都是以“药食同源”的方式发现的,知道一个药能治病了。后来逐渐发现,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效果更好,这就是方剂了。
方剂从 “药食同源”开始就有,不是先有“望闻问切”之后才有方剂,应该是方剂在“望闻问切”之前,所以方剂出现的比较早,到后来真正把它命名成方剂,真正寻找配伍规律就相对晚一些了。
我调到黑龙江中医学院后,先讲了一年的《中药学》。那时候这门课没人讲,方剂学也没人讲。一般人认为中药好讲一点,考虑到我年轻资历浅,就让我讲相对容易一些的中药。黑龙江中医学院1959年开始招生,我就给第一期的学生讲中药。1960年第二期的时候,有个西医学习中医班,都是一些科主任搞西医的来学习中医,那时候我们一共才二十多个老师,没人讲方剂。
在黑龙江,中医院校只有我们一家,在我们之前还没有这样系统学习中医药的,因为我们这二十多个老师大部分都是临床上来的,真正讲课也不是那么顺手。后来有些老教师就问我,就说“小段呀(当时都管我叫小段),你能不能讲方剂?”我当时也不太敢说我能讲,就说如果让我讲我就试试。
他们说你要敢试一试就叫你讲。我说那我就讲。我为什么敢讲呢,因为讲中药的时候,就要讲这个药应该怎么配伍,我有这个基础啊。所以从1960年开始,我就第一次开始给西医学习中医班讲方剂。现在还有好多西医科主任,有些比我岁数都大,还都管我叫段老师。
方剂学药力判定公式:药力=药性 用量 配伍 用法,也就是说,决定药力的因素有药性、用量、配伍、用法四部分。每个药都有一定的偏性,所以首先你得懂药性。第二个就是药量,药量是标识药力的,比如都是发汗药,谁药力大,谁药力小,很难排列出来。等量的麻黄、桂枝,麻黄发汗力量比桂枝大,你得知道这个,这是基础药性,然后加上药量,如果把桂枝的药量加大了,把麻黄的用量减少了,那桂枝就是君药了,麻黄就听桂枝的了。
药量是标识药力的,一味药用量大药力就大,但是单独这么说不行,因为单位药力本身差别就很大。黄连和牛黄,就他们两个清热的力量相比,十分的黄连也赶不上一分牛黄,所以牛黄单位药力就大,即使用一分,药力也比十分黄连力量大。
这就是方剂的药量,我们的药力判断公式就是基于这个。所以处方要讲“君臣佐使”。君药药力最大,《黄帝内经》里只是说能治主要病的药就是君药,但是没提它的药力大小,这么说也对,但是不完整。“主病之谓君”,药怎么能主病呢,必须这个方中它药力最大才能主攻这个主要的矛盾。另外还有不同的配伍和用法都对中药的药力有影响。
什么叫现代化,看中医吃中药就不是现代化?熬汤药就不现代化?吃丸药就不是现代化?非得把中药提取了就是现代化了?难道这样做就是真正的搞药学?我看西药学老先生们也不能同意。中药提取丢失了很多东西,比如人参提取物治疗癌症,就这么把某个单体成分提取出来,剩下的那些都丢了。
中医用人参,不是用哪个单体,而是用整个人参,成分非常复杂。人参补气,那是宏观的,不是简单的单一的某个成分。中医的特点就是宏观,不是非得是微观的单一的去看问题。
“现代化”本身的含义也不清楚,中药方剂哪块不现代化,你说这么熬汤药不现代化吗,熬汤药怎么就不现代化呢。所以我不太同意当前所谓的什么科学化、现代化。如果中药不是科学,那什么叫科学?怎么给科学下定义?行之有效算不算科学?所以这些提法,好像都不太确切,都不符合中医的发展。
说到中医的现代化,中医达到什么程度叫现代化,谁也说不清楚。现代中医搞那么些实验,就包括我在内,培养这么多研究生,搞那么多实验,真正用到临床上的有多少?我看实际上没啥大用,就是培养学生能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但是我又想,你也不干他也不干,你也不闯他也不闯,闯呗 !这个“闯”就是稀里糊涂的闯,闯完再说吧,但是确实糟践了很多药,浪费了很多钱,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不搞又不行,不搞实验你怎么培养人,培养人不得用钱、用物质去培养?现在是没办法,所以还得搞实验,知道不行也得搞,摸着石头过河吧。没摸着石头就要过河,现在基本上就处在这么个阶段,我看重点还是应该放在临床研究上。
中药炮制是必然的。炮制可以改变药性,可以增强药性,可以降低毒性,可以改变药的偏性。炮制是应该的,不炮制是不对的,但是现在部分炮制是有问题的。一是不遵古法,再一个就是炮制过程环节问题。有些药炮制过度,把药性降低了,作用降低了。
半夏有毒,张仲景那时候半夏有毒怎么办,就是洗,洗洗就行了。现在不是了,现在有法半夏,清半夏,姜半夏。怎么炮制?用白矾水泡,把半夏都泡粉了,结果那些本来起作用的东西,很多都流失了,所以现在半夏就没有原来那么好的作用。
现在《中国药典》炮制规范也是尽量按照大大减轻毒性为目的去炮制,所以有些炮制是太过了,也有些不炮制,直接拿个生药上来。所以该炮制还是要炮制。有人觉得中医药不灵了,一是医生辨证不准确,另外就是不按中药理论去运用,把中药按照西药思维去运用,比如肉桂,有的人按照某些实验数据,利用中药肉桂扩血管、治冠心病,而不是按照中医理论去治,结果把病人吃得口干咽燥、烦躁不安。
中医理论叫温血,温血温阳气。不按照中医理论去使用,中药西用效果肯定不好。
中医教育依然是理论多、实践少,中医的实习基地严重不足,真正按中医理论和特点进行辨证论治的老师比较缺乏,所以中医学术应有的的特长得不到发挥。现在医学院校的教育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缺乏实践教育。我们那时候临床机会相对多,虽然念书,但是也同步进行临床,现在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当今要求学医的人多,所以只好走学校集中教育的路子。
学校教育基本上是先基础后临床,虽然学制是五年、六年、七年,但是仅基础课程就学两年多,实际接触病人的机会太少了,学完还不能马上接触临床,等他忘的差不多了,也就没什么切实的体会,再去临床也不那么顺畅了。
我们提倡中医院校尽量让学生早临床、多接触病人,学校应该尽量为学生创造临床条件。我们现在都是尽量让学生早临床,每讲完一门课,特别是中医基础 ,讲到中医诊断望闻问切,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叫学生去临床实践。我们现在用两周时间,有可能还会延长到一个月,这一段叫课间见习,先去看看,什么叫望闻问切,看什么面色,什么舌苔,摸摸脉,接触临床实际。
要想真正看病这还远远不够,等学生学完临床课了,就已经是将近四年时间了。所以现在学生临床动手能力很差,必须想办法改进,这对于中医的传承会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