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怎样的环境下长成一棵树—读李佩甫的《生命册》

在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像李佩甫那样一直在研究平原,更确切地说,他一直在研究他心中的“平原”,从《羊的门》《城的门》,再到《生命册》,李佩甫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平原,而行走在平原上的人,在李佩甫心目中无疑就是一株株植物。

李佩甫曾经说过,在平原的乡村,能给人以庇护的,除了房屋,就是树了。树的种类很多,数起来最原始的怕至少也有二十几种,以榆、桑、槐、楝、桐、椿、柳、桃、杏为主要树种。平原上一马平川,雨水丰沛,四季分明,按理说应该是植物最适宜生长的地方,可是,这样的平原却长不出栋梁之材。

这与风有关系。在平原,树与风的搏斗是长年的、持久的、也是命对命的。如果你尝一尝树的汁液,你就会发现,那是苦涩的。在平原上,松、柏是离死亡最近的植物。

由于生长期长,它们一般都栽种在坟茔里,成了一种对死亡的“永恒”守护。即使如松柏,在平原风的长年吹拂下,纵是不变形,树身也会皮开肉绽,皴裂成肉丝状。在这个平原上,风对树的侵害是无声的,它很少有刮倒树的时候。但它常年一次一次地去侵袭、抚摸你的半边脸,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生命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平原上,一个名叫“无梁”的村庄。这个村庄是虚拟的,作品中的“我”是从无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一路走来,他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

可他又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他是背着一个乡村在行走。他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近六千只眼睛,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他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与无梁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背负着乡村的日子,朝着城市的灯光。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过沉沦,有过幻灭,可“我”一直坚持在走,身上的负担也并未卸去。从骨子里看进去,“我”是一个决绝的乡村逃离者。被推荐上大学,在他看来,是一次“成功的逃离”。

毅然辞职下海,是他的第二次逃离。他宣称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可是他无法做到。站在“我”身后,对“我”知根知底是老乡亲,既是稳住“我”、帮助“我”在商界搏战中守住道德底线不沉沦的无形的镇石,又是他视回乡为畏途,生怕在家乡被照出自己的影像的一面无可回避的镜子。

在“我”的内心自省里,充满着矛盾惶遽的状态。在理智上,“我”表示过要回无梁村去为乡亲们做点什么的,“我”也曾打车回到村口又往回转,终究把回乡的念头当成了一次仅保留在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作品告诉读者,在物质高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结点上,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当我们吃饱饭后,我们又面临着新的“生态危机”。

以建设为名的这部高速列车已经刹不住了。我们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新的命题。当我们的心灵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上时,大地已经满目疮痍,我们丧失了诗意的家园。

我们所能做的,只剩下了“怀念”。“我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就那种密密、绵绵、无声、像牛毛一样的细雨。扎在身上的时候,软绵绵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它不是扎在身上,它是润儿,是一丝儿一丝儿的润意”,“我怀念瓦沿儿上的滴水”,“我怀念家乡夜半的狗叫声。

我甚至怀念走夜路时的恐惧”,“我怀念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那咳嗽声就是远远的一声招呼,就是一份保险和身份证明,倘也可说是一种尊严、或许还夹杂着对小辈人的关照呢”,“我怀念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

那木橛儿楔在墙上,经汗手摩挲出来的、在岁月里已发腥发黑发亮的那种。上边挂有套牲口用的皮绳、皮搭儿、牛笼嘴;挂有夏日才用的镰刀、桑叉、锄头、草帽;挂有红红的辣椒串、黄黄的玉米串和风干后发黑了的红薯叶;上边挂有落满灰尘的小孩儿风帽和大人遗忘了的旧烟袋”,“我甚至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

“可当我醒来时,四顾茫茫,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在城市里四处漂泊的知识分子,54年后,突然发现,他回不去了。正像书中写的那样:“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叶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树上?”

再回到开头。《生命册》这部书,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主要是写“土壤”或“背景”的。在这部书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生存“背景”,那就像是一条条血管或者“营养钵”。《生命册》正是通过一个“幼芽”的成长过程,来展现“背景”及“土壤”的。作者试图告诉人们,这个“幼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生长、发育的。滋养它生命成长的”营养液是什么?“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成一棵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