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涛老婆 展涛回忆恩师潘承洞:老师饿着肚子做研究
已故的潘承洞教授曾是山大校长,也是后来担任山大校长的展涛的老师。日前,记者对展涛进行了采访。 第一次见潘先生是在上大学之前 记者:你选择学数学,是否受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 展涛:1978年我正在读初二,当时印象很深,《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好几个版,我翻过好几遍。
因为父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我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看了这篇报告文学,我更领略到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魅力,非常简单却有着非常深刻的那种魅力。 当时看了后还觉得非常自豪。
在这个领域中,有这么多中国人的名字,而且山东就有一个(指潘承洞院士——编者注)。后来能成为潘承洞的学生,却是当时没想到的。 记者:潘承洞教授也因那篇报告文学名扬天下,你最初和他接触是什么时候? 展涛: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上大学之前,1979年为参加全国数学竞赛,我们40位全省数学竞赛的获奖者,在济南东郊饭店进行了一个月的培训。
在这期间,潘先生和我们见了一面。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很高的个子,近视得很厉害,戴着厚厚的眼镜,而且感觉他离自己很远,因为他是一个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的人。
包括我在内,山东省有三个人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了奖。我选了山东大学,另两位分别去了清华、北大。此后我做了潘先生的学生,接触就多了。
老师说过“做学问是最累人的” 记者:你曾说过,老师是饿着肚子在做研究。 展涛:是的。
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上的成果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初做出的。我觉得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学术上的挑战,你要超越前人的成果是非常难的。第二个就是生活上的困难。
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最困难的时期,很多人都挨饿。他和师母都是南方人,对北方的生活不适应。师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时,她经常走到解放桥那儿的一个农贸市场,买几个鸡蛋,给老师补充点儿营养。鸡蛋在那时就是非常好的营养品了。
他讲的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之一是“做学问是最累人的”。如果你看一下他上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时的照片,你会发现他非常瘦,典型的营养不良。
有时候一段工作完成后,他会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连吃饭、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同为校长环境大不同 记者:潘承洞教授后来做了山大的校长,你也做了八年山大的校长,这方面能做个比较吗? 展涛:我的老师做校长时是很难的。
难在哪儿?当时的环境和体制使他能够施展才华的空间太小。
他能做的事基本上就是那些,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已经做到最好了。比如他可以每年破格提几个教授,分几套房子给杰出的人才。 而我2000年做校长时,正赶上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体制上的变革,扩招、高校合并、就业双向选择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这十年间的事。
我就感觉到,我的舞台太大了,我可以做的事太多,有时不知道真正把精力放在哪一件事上。
这是最大的不同。 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超越了学术 记者:你怎么看待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 展涛:哥德巴赫猜想告诉我们,中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数学家,它给每个人带来激情,带来振奋,所以它影响了一代人,不仅仅是学数学的。
学数学的人,像我,看了后对数学有了特别的兴趣,但更多的人看了后产生了一种对科学、对学术的兴趣或是向往。
它对普通人的影响也很大,是超越了数学,甚至也超越了学术的。 美国有一位数学家对华罗庚、陈景润、潘先生都很了解。
他就讲我们美国这些学者做好了,只是学界中有影响的人物,而他们(指以华罗庚为代表的数学家)是民族英雄。因为他到中国来,一说起华罗庚和陈景润,每个人都知道,家喻户晓,所以他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这就可以说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