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后人 瞿秋白就义的前前后后:敌人屡次劝降无济于事
原来,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武平县大禾梅子坝被敌重兵包围,激战中不幸牺牲。其妻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获,在严刑逼供时,这个女人供出了瞿秋白等3人已被俘的事。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报告了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
蒋鼎文觉得事关重大,马上电令驻长汀县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驻龙岩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要他们紧急查明上报。此时,曾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当过炊事员,红军长征后回上杭钟绍葵团部做炊事员的郑大鹏,一天中午因看押人员没有准时来拿饭,就把饭送到监狱里,认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即报告了钟绍葵。
被重赏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4月下旬,钟绍葵急于“邀功请赏”,便先将“中共要犯”瞿秋白押往长汀,交给原本相识瞿秋白的宋希濂。再将张亮、周月林也重新收押,并解送到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部。周月林和张亮始终守口如瓶,没有供出瞿秋白的什么情况。
最后,国民党当局以“共匪顽固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她俩各10年徒刑。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形势转变,才幸运地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一再要求下,国民党被迫答应释放政治犯。周月林和张亮获释后,去武汉寻找八路军办事处。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3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作说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伪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耐人寻味的是,瞿秋白在汀州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刚刚过了3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加派王杰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不管国民党政府派来什么样的官位居高、巧舌如簧的说客,瞿秋白都慷慨陈辞,说得满室敌特无话可答。王杰夫等人知道再谈下去,还有更严厉的抢白,只好偃旗息鼓而退。
当晚,三十六师为王杰夫等人饯行。席间,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作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三十六师的宋希濂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
”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作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待?”
第二天,王杰夫便引着众人,迳自离开长汀,向陈立夫复命去了。王杰夫和朱培璜后来对这次失败的劝降供认不讳。朱培璜的结论是:“王杰夫等专程到长汀,用尽欺骗伎俩,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瞿秋白无意于名垂后世,但他却以其对党和革命的一片忠贞,击破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劝降阴谋,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也不止一次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
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的条件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瞿秋白给予的回答很干脆:拒绝,还是拒绝。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国民党统治者既不能招降瞿秋白以巩固其反动统治,便立即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了。本来,6月2日,蒋介石就从武昌行营给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只是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6月17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像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索供,也不是求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也许,这位蜚声国际的共产党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瞿秋白万一有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