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三千万 [百家茶座]改革文学中的改革想象 ——重读柯云路短篇小说《三千万》

201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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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发表于三十年前的柯云路的短篇小说<三千万>,在当时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被视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然而,由于时代观念遮蔽的缘故,我们在

发表于三十年前的柯云路的短篇小说《三千万》,在当时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被视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然而,由于时代观念遮蔽的缘故,我们在当时实际上根本无法真正看清丁猛们所谓“改革”的实质性内容。这一点,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的现在,我们才能够有清醒的认识。王晓瑜的《改革文学中的改革想象》一文,通过对于小说文本的深入细读,对于柯云路的《三千万》做出了富有个性的个人化解读,可以带给读者相当有益的启示。

——王春林

王晓瑜

《三千万》发表于1980年,正值改革大幕初启之时,其中的改革叙述对于未然的改革是神改革想象。而小说发表之后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改革文学在社会上所引发的轰动,隐含着这样的语义:这种改革想象不仅仅属于作者个人,它是一种群体的想象。许多年以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延续,当“改革”的语义越来越明朗之后,同时,当我们越来越远离那段时空,越来越依靠柯云路们当年的改革叙述及他们如何叙述改革对这段历史展开回望式的想象时,我们在失去真切感知历史的可能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优势:我们可以在当年的改革想象与三十余年的改革实践的互证中展开思考。我对《三千万》的理解正是从这一角度展开。

隐含于《三千万》中的改革想象中的改革,是种回归式的改革。在小说叙述的改革故事中,改革者丁猛是“文革”中受过迫害在新时期复出的老干部,对于在其间“曾经留下许多美传”的丁猛而言,“文革”前十七年无疑是他人生与事业的辉煌时期,因而也自然成为丁猛此后人生与事业的参照系,恢复十七年时期辉煌,很大程度上是丁猛改革的动力与目标。

在小说中,多处有对十七年的理想化的叙述:“那时”,张安邦“二十多岁,年轻正直,有工作魄力”,钱维丛是个有“锐气”、有“棱角”的工程师,白莎“那时年轻活泼,眼睛闪射着向往未来的亮光,嘴角溢出热爱生活的喜悦”。

“年轻正直”、“有工作魄力”的张安邦本来就是丁猛记忆中的张安邦,丁猛之所以重新发现钱维从是因为对钱十几年前的记忆,尽管丁猛接触到的白莎,“对一切满不在乎,在她眼里,任何事情上的认真都是没有必要的”,但与其素昧平生的丁猛仍坚信她的“过去不是这样”,所有这些都指向“文革”之前的十七年。

如此“美好”的十七年其实也只是丁猛回望十七年时对其的一种想象(即使是某段历史的亲历者,当时过境迁之后,其对历史的记忆总会对真实的历史做这样那样的修改,追忆是无法回到真实的历史的,因之我把丁猛对其亲历历史的记忆称为想象),“理想化”的十七年正是丁猛的理想。尽管在小说中,几乎没有丁猛的改革将走向何方的叙述,但是说丁猛的改革目标指向“文革”前的十七年,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

丁猛的改革的内容是围绕是否严格按照工程预算的规则展开。改革的对立面张安邦试图通过各种规则之外的手段突破规则的限制。比如,以调动为诱饵拉拢钱维丛后又以此对钱施压;利用自己在工厂内的影响力与社会上的关系网,“围剿”丁猛;试图利用私人的情谊打动丁猛。

所有这一切都对丁猛所奋力维护的规则其实也是规则背后的秩序构成一种冲击。而作为改革者的丁猛,对于如何改革,细读小说,却看不出其有什么新的设计。在这篇小说中,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矛盾在于需要不需要恢复以预算规则为表征的其实质是被“文革”打乱的十七年的秩序。

对于“文革”的获益者张安邦而言,维护以无秩序为特征的“文革”秩序是其用力所在,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可以无视规则的秩序中,张安邦走向其人生的巅峰,而只要这样一种秩序得以延续,张安邦们将继续获益。

具体到小说中,张安邦所做的一切归结到一点即是使丁猛极力恢复的规则及规则的权威性悬空。而丁猛则在近乎偏执地努力恢复被“文革”打破的十七年的秩序以及恢复这一秩序的权威性,这种偏执甚至使他即使已认识到“现在,完全定额搞预算、搞基建,不是很容易”,却没想过对这不合时宜的规则做些改革。

在一部被视为改革文学力作的小说中,如何改革及改革的预定方向的设计意外缺席,我从其中读出的是:丁猛式的改革是种平衡——失衡——回复平衡的回归式的改革,而非平衡——失衡—重建平衡的面向未来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