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学理论发展 龚长宇 思想的力量永在——郑杭生先生社会学理论发展析述
先生离去的脚步已渐行渐远,弟子郁积于胸的怀念持续难平。或许正是经验到生命中如此敬重的亲人的亡故,才会激起对那些庸庸碌碌中已然忽略的问题的关注。连日来,我努力去读一些有关生命、灵魂等方面的书籍,仔细聆听苏格拉底临终前关于“灵魂不朽”的谈话,认真思索雷蒙·福斯卡独享的那种视同“天罚”的永生,还有尼萨的格列高利的“论灵魂与复活”……真正让我豁然开朗的还是帕斯卡尔对于生命的沉思。
郑老师无疑是伟大的,他的伟大绝不是因其身体、地位、名望而显赫一时的“外观和表面的伟大”,而是源自其理智、精神与思想的“真正的伟大。
”茫茫宇宙中,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可以轻易消灭的苇草,但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只有思想不会轻易死去,而且正是这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和全部尊严,成就着人的无限与永恒,甚至囊括整个世界。因此,弟子追忆先生的学术思想,以缅怀师恩,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的学术历程、学术之思体现了一位学者与一门学科、与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机缘。郑老师80年代初进入社会学领域,按照他自己的定位,“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承前启后、铺路搭桥的过渡性一辈的代表之一。”众所周知,1979年中国社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老前辈的带领下,中断了27年的社会学终于走上恢复重建之路,恢复社会学“并不等于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要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
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费老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中国式的人民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可见,方向和目标都很明确,恢复重建的社会学必须跳出西方社会学传统,立足中国实际,为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服务。这无疑便是先生多年来积极倡导的社会学“理论自觉”和“建设性反思”之路。
但是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究竟是什么?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基于此就会衍生出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派别。郑老师认为,对于一个刚刚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的国家,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场景,“迫切需要社会学家回答一系列社会有序运行和学科建设的问题。
”他的回答便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学就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这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提出就是基于对建国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文革期间恶性运行状态的反思,再加上严复的社会学定义“研究社会治乱兴衰之由”的启发创造出来的。
提出社会运行的概念、并把社会运行区分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三种类型,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探究社会运行的诸多条件、机制及其内在关联,也便建构起了先生的第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社会运行论”。
这个理论的建构既传承了中国学术千百年来从“治乱兴衰”考察社会历史的特有传统,也没有背离自孔德开启的西方社会学所延续的“秩序与进步”“结构与过程”等恒久的学科主题,同时该理论也直接规定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独特性质、规定了这门学科服务于我国社会现实的方向和主要途径。
尽管该理论的提出一度受到质疑和批评,但是不可否认,在先生苦心经营的社会学学术共同体里,该理论已经成为基本一致的学术观点被一批批学生所传承和应用,无论微观层面的家庭社会学研究、社会角色与社会互动研究,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社区建设与发展、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研究;无论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还是分支社会学的政治社会学、法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环境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等研究,在众弟子丰富多彩的学术创造中总能感受到社会运行论的巨大影响力,而且寻求各领城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总是一种激浊扬清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社会变化开始在方方面面展现,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关系的疏离、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等诸多现实问题恰是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且必须作出解释的,这是一门学科的使命。
全方位变革的时代?总能产生它所需要的思想,先生1987年开始使用“转型”概念,1989年进一步提出“社会转型”和“转型社会”范畴,继而又提出“社会转型效应”、“社会转型度”与“社会转型势”概念并对之进行具体化和操作化。
社会转型有别于体制转轨,确指社会结构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社会结构是社会中各种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或模式化的体系。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社会关系中占有特定的社会地位,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原来由次级制度化结构如所有制、身份制、单位制和行政制等所规定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使国家与社会分离,体制外力量增强,自主性社会成长等。
结构转型含括了中国利益格局、社会控制、文化模式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等诸多方面的转型,由此建构起先生的第二个理论体系“社会转型论”。
该理论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判断,构成了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或者说该理论本身也是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的概念以至于社会转型论的提出,同样面对一些质疑、批判甚至扭曲和误读,在先生看来,如果是“术语幼稚病”那么纠正一下便罢了;但是对于附着于“广义转型论”之下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误导与扭曲则必须从学理上、政治上进行剖析,以正本清源,这充分体现了先生把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结合,不左不右、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和态度,也体现了先生敢于和善于坚持真理、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学者风范。
先生曾在80年代末的一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的文章中讲到,“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
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此,也可以说,社会转型论的建构,正是先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
先生早就意识到,“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中,是两个重要的、会产生影响的基本理论。”果然如此,现在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社会转型等概念早已超越了社会学的视野,其理论解释力不断显现;同时这些术语已成为大众语汇,甚至官方的政策用语。
套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理论贡献的说法,“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对于先生来说,这两项理论创造还只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之冰山一角,此后的“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研究则更具世界眼光,更加气势恢弘。
20世纪末,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虽然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早已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已经形成过全球化的第一次高潮,但是诚如戴维·赫尔德所言“尽管当代的全球化模式与以前相似并有着重要的连续性,但是它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形态。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世纪课题。全球化不仅是政治、经济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多维度的历史进程。全球化下的文明和文化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本土的、地方的文明和文化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具体到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就是“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
诚然,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社会学的产生本就是“西学东淅”的结果,因此从它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严复、章太炎是学术取向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代表;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学术运动则蓬勃发展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仕廉、孙本文、陶孟和、陈达、李景汉、吴文藻、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等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者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投入其中。
中国一度被称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的活动中心,”被誉为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老前辈对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也进行了再倡导和再探索。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社会学者们一方面反对那种脱离我国社会现实、文化传统而简单移植套用国外社会学尤其是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做法,另一方面始终将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和内容与我国现实社会问题之解决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构建紧密结合起来。
可以说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社会学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前提。
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的社会现实,先生认为极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来研究和阐释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新视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研究的视角,即把社会学中国化置于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这一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因为社会学中国化只是世界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或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理论研究的视角,即探究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概念的由来与界说,类型与特点,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
并指出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是构成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两大基本要素,当今欧美社会学在学术资源、学科话语和知识方面仍居主流和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处于非主流非主导的弱势地位。
但是非欧美社会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其卓越的成就正在改变欧美社会学对其的漠视,促进了强弱双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意愿和行动。无论欧美社会学还是非欧美社会学,其发展都是对社会学全球扩展的积极回应,本土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回应方式的独特性,因此全球化背景下本土特色社会学的建构更凸显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本土的就是世界的。
社会学的长足发展必然要走“本土性——地区性——世界性”以及“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之路,这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社会学要走出本土,迈进国际学术空间,首先必须有超越本土的国际视野,着眼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践和趋势,锤炼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以加快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
为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应当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只有建构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超越本土特色,才能真正具备与世界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这便是先生的“学科本土论”。
沿着“学科本土论”所提出的“建构并超越本土特色”和“本土性——地区性——世界性”的社会学发展之路,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向共同律动,在“社会互构论”中最终实现了这一理论自觉。社会学植根于现代性之中,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和解释现代性的一种努力,它以独特的方式对这一浩大的历史过程进行持续研究,而且所有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应该是没有国家或文化的界限的,社会学本就是一种全球性的事业。
西方社会学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以来形成了以综合或整合以往不同路向理论为特征的“新的理论运动,”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布迪厄的“反思性的实践论”等,90年代以后在“元理论化”的旗帜下余波未平,却终究无法挽回社会学在知识领域中“慢性危机”的态势。
世界社会急剧变化、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旧式现代性危机迭生,那么社会学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如何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个体化并驾齐驱的时代找回自己的位置?这既是社会学理论的挑战,也是社会现实的挑战。
亚历山大说“一门学科的科学敏感性的转移,通常是由重大的社会和全球发展所促成,导致对不同问题的重视,并鼓励创造出不同的话语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发展态势和社会背景,先生的社会互构论呼之欲出了。
互构论围绕“个人与社会”这一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展开,表面上看学术之思仿佛回到了社会学理论探究的原点,但是按照人类思维螺旋式上升的逻辑,其实是在一个更高的程度和水平上的超越与升华。按照先生自己的说法,“社会互构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构建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最新的前沿性成果。”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标志性成果。”
按照沃特斯区分理论类型“形式的”、“实质的”和“实证的”方法,社会互构理论既包括“形式的理论”,即提出一套由概念和陈述组成的分析图式具有范式化的特征。该理论围绕“社会互构”这一核心范畴,对个人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之间互构共变的关系进行分析,个人与社会同是人类生活的两重属性,因此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自由与秩序、主观与客观等成对范式都是同一经验性过程两种侧面的理论概括。
以“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作为框架性概念,反思旧式现代性,感悟新型现代性,对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总结性阐述,使得该理论超越了已有的学术眼界,建立起了俯瞰通览现代性的全球视野。
社会互构理论也包括“实质的理论”,即论述某一具体专有的现象或过程诸如个人化、个人丛、个人丛化、个人间性、社会与国家、国家与利益群体间的互构等;社会互构理论还包括“实证的理论”,当代中国的个人与社会构成了经验研究展开的轨迹,社会互构论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和互构效应的经验描述为根本任务之一。
社会互构论在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该论既是理论的研究过程,也是经验命题的形成过程;其二是对个人与社会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及其区间性和过渡性事实的重视。
当然对于这样一部宏篇巨著,是可以从多角度去分析评价的。不可否认,现代性遭遇全球化的时代也正是社会学理论重建和理论范域再拓展的时期,社会学的理论范域必须进入到一种比以往更为宽阔、更具包容性的学术与价值境界。
随着“现代社会世界的逐渐展开、现代个人的实践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社会以及不断扩展的现代性呼唤着对个人与社会这一元问题的新阐释,社会互构论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努力。
从社会运行论到社会转型论到学科本土论再到社会互构论是紧密关联的,按照先生自己的概括:“一方面它们是内容不断深化扩展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又是时间先后相继的历史过程,”实现了逻辑结构和历史轨迹的统一。如同恩格斯所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先生的理论创造,恰是对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沧桑巨变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先生的思想是社会的,也是时代的;先生的理论贡献无疑是本着对科学的诚实、对中国现实社会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关切,努力思考和创造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轨迹和支撑点。
先生的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先生就是要做一个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学者,同时先生也以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使得中国社会学越来越具备与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与实力。
当然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止如此,其敏锐的思维还触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如“人文奥运”、“公民社会”、“志愿行动”、“民族团结”、“睦邻文化”,“社区建设”等等,其中所涉及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浅尝辄止,都会有独到的见解和把握。
近年来“社会实践结构论”的研究正在展开,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先生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行走在大江南北、深入到中国基层,积极探寻制度创新、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中国经验,这种深入基层的草根精神,既是理论自觉的现实基础,更体现了先生的淑世情怀——一个真正的社会学者的责任和担当。
弟子愚钝,上述文字只是诠释先生伟大学术历程中学术之思的一枚书签。
哲学出身并造诣极高的先生当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面对无限的时空,一定感觉到了自己的有限与渺小,但是只有人才是为了无限而存在的生命,以“学术为业”的先生从未放弃与松懈他的努力,也许正是这种力求彻底与追求无限的精神使得先生不敢也不能驻足,直到生命的终结。
先生是力竭而死的,但先生是不死的,因为思想不会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