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回忆录60我被逐渐拉近了斗争的中心

   9月30晚7时,常例的国庆招待宴会取消了,改为由北京市召集在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场了。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警卫团,有41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座谈会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江青在会上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只讲形式,而要重在表现。”她要求大家去掉臂上的黑纱,一齐学习毛选。“四人帮”还企图借这个座谈会,再次推销他们捏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前的简短讲话中,却对“按既定方针办”只字未提,把他与“四人帮”的分野昭然于世。

   在这个座谈会上的会上、会下,我发现有些人鉴于近期“四人帮”的频繁活动,张扬的气焰,心情抑郁甚至有些消沉,有的人私下感叹:“哎,主席的事情办完了,我们也就完了。”

   然而,决心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人们,也在做着针锋相对的努力。我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警觉中,被逐渐拉近了斗争的中心。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平谷县,没有什么创意的他,学着毛主席当年对地方干部的询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接着,他露了底:“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就在这天的晚间,除了交代任务或因公务事宜,从不对部下深谈高层政治的汪东兴,突然把我叫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他们有野心。”

   见我一下还不能和他的思路接轨,汪东兴开始了细细的解说:最近一段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那是捏造的。我听到这儿,不禁暗暗吃惊,捏造毛主席的话,这在当时是多大的罪过。

   汪东兴告诉我:昨天,华国锋在外交部9月30日将由乔冠华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产,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张春桥却在这同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此,人们在报刊上看到的毛主席嘱咐,并没有按照华国锋的更正改过来,依然是“按既定方针办”。

   正像汪东兴对江青说的那样,“邬吉成从小当兵,他的情况我都了解”,他把这些内幕透露给我,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我在即将采取的“特殊”行动中,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必须现在就向我吹吹风,其余没有讲得太直白的,就要靠我个人的悟性了。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梁效”署名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特别针对华国锋10月2日的批示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知情的广大群众,固然不知其矛头所指。但做出和了解10月2日批示的人,一读就能感觉到字里行间发出的公然挑战。“四人帮”的追随者们,也已经在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