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的后代 卫士邬吉成眼中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住所上面误修飞机场

1、林彪批准在庐山修建飞机场,毛泽东知道后什么也没说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就是在中共历史上意义非凡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作为这次不寻常会议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邬吉成从一个特殊视角,观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以及那些为置身其中的高层领袖无暇关顾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却是反映中共第三次庐山会议全貌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当中共中央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地点后,汪东兴即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开会,布置会务事项,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秘书工作,一是警卫和服务工作。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属两个不同的建制,警卫局属中央办公厅,同时也是公安部的九局,中央警卫团则属总参建制。

196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两单位正式合并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的各局也都改称了处。这样一来,汪东兴成为警卫处的党委书记、处长,同时是中央警卫团的最高首长,但他始终没有挂过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或政委的头衔,原来警卫处的副处长都成了警卫团的副团长或副政委;原来警卫团的团长、政委、副团长或副政委,亦成为警卫处的副处长,以至警卫处除处长汪东兴外,有16位副处长。

机构变动后,原警卫局的警卫一、二处,合并为警卫值班室,下设一科,即中南海科;二科,即钓鱼台科。邬吉成的头衔多了起来,他是警卫处的副处长,警卫团的副团长,警卫值班室的副主任。

在7月2日的会议上,汪东兴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和服务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并特别嘱咐说:到江西后,所有事务只与江西省军区联系,而不要向福州军区打招呼,保卫会议所动用的部队,也只限制在江西省军区内。

会务工作部署完毕,汪东兴就随毛泽东,先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北京具体组织已经开始的会议会务前期准备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王良恩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的政委杨德中。

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在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他发现上边的山顶正轰隆轰隆地炸石头。汪东兴问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飞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汪东兴觉得,这么大的事,他不该事先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是军委批准的。”程世清答。汪东兴马上追问:“你是什么时间接到的命令?”“前天刚收到。”

汪东兴到施工现场看了一下,见工程已完成了过半。他对程世清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

汪东兴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说他也不清楚。“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泽东吩咐。

周恩来也是在接到汪东兴的询问时,才知道修机场一事。他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乘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

2、江青让他下山了解主席的安全保卫情况,其实主席早已到了庐山水库游泳

林彪上庐山开会,途中的警卫工作中央办公厅警卫部门没有具体管,他们只负责安排了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行程。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分为五个组,于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机场登机。

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组;朱德、叶剑英和陈伯达是第二组;董必武、康生和李作鹏是第三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第四组;第五组的吴法宪、邱会作,也是在同一天离京的。

留在北京没有走的政治局委员有黄永胜、纪登奎,分别负责主持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们是在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后,才和李德生、李先念换班上山的;谢富治则因病请了假始终没有上庐山。

由于九江的飞机场比较小,像伊尔-14、子爵号这样的当时算是大型的飞机,无法在那里降落,所以乘机赴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先到达安徽省的安庆机场,换乘安-24型小飞机,再前往九江机场。负责周恩来警卫的杨德中,把周恩来护送上了庐山后,随即返回北京,主持中央办公厅的工作。

第四小组的人都住在钓鱼台,故而邬吉成是随第四小组乘机到的九江。江青上庐山后,住的是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在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

她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毛泽东的行动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吩咐说:“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

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吴法宪当时正在吃西瓜,说:“来,来,来,你也一块儿吃。”邬吉成说:“我哪有你那么逍遥,吴司令。江青同志让我来询问毛主席的行踪。”

吴法宪先是告诉他说:“主席已经上山了,安全没有问题。”随后又说了一声:“我也不知道。”邬吉成立即又折回山上,与警卫值班室联系,那边说:“你下山的时候,主席已经在庐山水库游泳啦。”

因为毛泽东的安全警卫,是汪东兴直接领导,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但邬吉成负责着江青等人的警卫,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理,结果瞎折腾了一通。

问明情况,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九·一三事件”后,有把修庐山飞机场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对此,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3、陈伯达长叹一声:“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

在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造势;在当晚周恩来主持的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上,吴法宪的各组听林彪讲话录音、展开讨论提议得到附和,改变了会议的议程;24日,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部分上当受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25日,产生更为严重影响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发,毛泽东开始反击,制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停发六号简报,要求吴法宪等作检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上述后来众所周知的会议内情,在当时,甚至是邬吉成这样负责核心警卫的人,都未能及时知晓。然而作为一个多次参与党的会议保卫工作的负责干部,邬吉成还是可以凭借蛛丝马迹,感觉到几分反常。

他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因为林彪的突然发言,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使毛泽东不悦。原来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周恩来、康生,都以有材料下发,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数语,把报告给省略了。五常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刘兰荪,看见毛泽东拉着脸,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接着,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周恩来住的编号为"9”的别墅,最初的拥有者是美国传教士苏曼,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调解”国共两党冲突,在蒋介石、周恩来之间穿梭,曾“八上庐山”,都是住的这座别墅。

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每次都开得时间挺长,要求严格警卫,谁也不让进,显得有点紧张。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小范围批评陈伯达。

每当9号别墅的会议结束,周恩来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庐山别名云雾山,在七八月间,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10点,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难辨东西,能见度极低。从9号别墅到庐林一号,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周恩来每次都是乘车往返,为了安全行驶,李钊、邬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马灯,在汽车的前面引路。

还有一次夜间11点多,毛泽东要请叶剑英到他那里去,也逢云雾弥漫。这次就是派刘兰荪等同志手提马灯,在轿车前边领的路。

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从五位变成了四位。这个明显的变化,在会场负责警卫的干部们一下子就发现了。而就在邬吉成内心感觉惊异并揣度因由之际,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说:“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问:“怎么啦,有什么情况吗?”他想了解更多一点信息,但王良恩并没有更明确的透露:“情况嘛,有些复杂,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

然而,仅从王良恩这个看似没有超出一般警卫的嘱咐中,邬吉成已能体味出陈伯达肯定是有点问题了。但当时的他还想象不到,陈伯达已经从政治顶点一跌到底,他只是意识到对陈伯达的行止要比以往更多加留意。

   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要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不再对此发脾气了,以往他总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而且这时他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地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是秘密,大家才想到陈伯达那天的叹息,并非即兴为之,而是含有更深意味。

4、汪东兴深有体会,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情况就有些不妙了

更让邬吉成惊异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的老上级汪东兴也因“受蒙蔽”而犯了错误。当吴法宪关于放林彪讲话录音、组织小组讨论的提议被采纳后,汪东兴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陈伯达正好也来到这个小组,他做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配合林彪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

陈伯达的蛊惑发言,把小组里绝大多数人的激愤挑了起来。特别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一语,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东兴的热血也沸腾了起来。

汪东兴随之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准备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这个主席。有些相关的谈话,还是让汪东兴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传达的。

可林彪的讲话,陈伯达的煽动,用汪东兴自己的话说,是“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

偏偏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而且还“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刊登了出来”,汪东兴的回忆说这些文字在刊发前,没有拿给他最后过目。

这份简报毛泽东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毛泽东见面就问。“刚看到。”汪东兴还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已经来过了。”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紧接着,毛泽东的口吻严厉了起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毛泽东的批评,使汪东兴的心里非常难受,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他的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邬吉成不久也感受到了。

一天,参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在碰见邬吉成时打招呼,说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庐林一号一些瓷器。她们因工作常在毛泽东身边,与从事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比较熟悉,特意询问邬吉成想不想买一些瓷器,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到庐林一号去挑选。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很有名,邬吉成就到庐林一号王海容、唐闻生那里,买了几个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办公的楼里,就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把他一通好训:“庐林一号那边的工作不归你管,谁叫你跑到那边去的?去干什么了?”

对汪东兴劈头盖脸的指责,邬吉成当时很纳闷。直到后来听说汪东兴在华北小组会议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做了检讨,他才省悟到,汪东兴动肝火大概与当时心情不佳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时,在会议办公驻地的邬吉成,看见叶群带领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四员大将,到美庐探访江青。据说他们是向江青表示敬意的,见面的气氛还算融洽。

邬吉成后来分析,这种政治性的拜访,和庐山会议出现的较量有关;也表明林家和江青的关系非比寻常,直到1971年8月,江青还在《解放军画报》上发表林彪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会议期间出现的较量,以毛泽东把陈伯达先分割出来,进行批判而告一段落。林彪集团对设立国家主席,以使林彪有所“安排”的诉求失败。因为多数人在当时还不曾认识到这后一点,所以会议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在下庐山之前,邬吉成和担任警卫的部分干部,去了周恩来的住所,在院子、前厅,和周恩来、邓颖超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下一份永远的纪念” 。

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礼堂,应全会的服务人员的请求,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遂乘车离开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