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简历 邬吉成:我亲身经历1976年三位伟人去世
由于室内温度没有控制好,致使朱德委员长患了感冒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那场病起因很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一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都到医院进行了探望。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此时朱老总靠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见到此情此景,阵阵悲痛涌上心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我在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没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象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警卫着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和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老总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四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记得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家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情。朱老总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也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会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年近九十的朱老总到医院作最后的遗体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面目显得异常沉重。
在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病重期间,朱老总还说过,他可以分担一部分中央的工作。从此,他更多地出面会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致染恙不治,走在了毛主席的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