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冯亦代 冯亦代在章家卧底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

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

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

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

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

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

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

“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

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

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

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

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

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

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

”[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

“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