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耀东简历 吕耀东:中日邦交40周年的历史性思考
作者:吕耀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外交研究室主任
中日作为同处东亚的两个大国,双边互动既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又受到各自国内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合作、竞争和摩擦的复杂态势。因而如何总结中日复交4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理性应对中日关系变局,已成为中日两国调控双边互动的关键所在。
前20年和平为主,后20年麻烦不断
从中日邦交40年历程来看,前20年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与合作成为当时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中日两国对双边关系和东北亚安全局势做出准确辨识和判断后,共同确定了"中日和平友好"大方向。《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为中日建立新型友好合作关系起了定向作用。
中日复交后,两国良性互动,为在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调和原则。但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当年促进中日复交的国际环境和双边动因减少,曾被搁置和"超越"的双边矛盾开始重新上升和激化。中日政治关系出现起伏不定,曲折多变的现象。
从中日双边互动的层次来看,冷战的结束使中日两国的"安全相互依赖"和"政治相互依赖"作用下降,全球化浪潮使中日双边的"生态相互依赖"和"经济相互依赖"相对上升,出现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特殊现象。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和《联合新闻公报》,首次确认中日关系是"对两国均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未从根本上消除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产生的阴影。
199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部分政要、右翼势力不但不反省历史,反而肆无忌惮地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
虽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反省历史,巩固和平"的"8.15讲话"。然而,1996年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显示,日美将致力于强化干预东亚安全局势的军事同盟体制。这些动向严重恶化了中日政治和安全互信,动摇了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进入21世纪,小泉首相屡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导致中日双边互动停滞不前。基于小泉首相亚洲外交失败的深刻教训,作为继任者的安倍晋三于2006年安倍组阁后首访中国并提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
2007年和2008年,福田康夫首相与胡锦涛主席实现互访,确立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产生。双方就中日关系是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达成了共识。
然而,"战略互惠论"并未完全取代"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导思想,日本仍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日本的对华政策依然强硬,非理性等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目前,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等"敏感性"问题日益凸显,两国互动中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出现。
譬如,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以危害中日关系、东北亚区域安全为代价,严重背离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动摇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础,导致中日两国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增加,加重了中日关系的"脆弱性"。
可以说,深藏在"历史认识问题"背后的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问题、日美安保体制问题等等,形成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方针,造成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战略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现实存在已经破坏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此外,中日两国之间不仅存在着历史、台湾、钓鱼岛领土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纠纷等问题,而且存在双边及多边层面的利益冲突,中日战略互信仍具"不确定性"。
影响中日关系的那几根"刺"
中日关系既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又受到各自国内因素的影响。中日双边互动过程中频繁出现"不确定性"局面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日国力对比发生变化,双方潜在战略冲突因素上升。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是以政治大国的面貌出现的,但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日本,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较弱。战后日本的发展进程与中国正好相反,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1972年中日实现复交时,两国国情的反差和互补性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迅速发展轨道,以日趋强大的国力为依托,中国对东亚及世界的影响日益深化。二战后,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因战败的历史和美国的控制等原因,其国际政治地位还不能与中国相比。从日本的对华强硬派来看,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积极实施"挟美制华"的战略来防范中国,力求制约中国的发展。
另外,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对华强硬势力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断挑起中日矛盾和冲突。因此,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导致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摩擦日益凸现。尤其是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将矛头指向中国,导致中日安全互信下降,使双边互动屡屡陷入困境。
其次,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两国相互依存关系有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争斗的两重性。中日复交之初,作为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的相互接近,其合作与相互依存具有良性互动的性质。21世纪初期,当中日两国的政治大国战略和经济大国战略出现同步交叉发展趋势时,两国关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开始凸显。
日本不甘当"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迫切要求提高其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中国则谋求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中日两国走过冷战时期的安全合作后,进入"两强竞争"时代,历史、领土、台湾和日美同盟及亚太安全等问题就上升成为两国政治摩擦的焦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双边互动中的政治摩擦在所难免,使得中日关系变得敏感而又复杂。
再次,中日社会变迁及历史观差异,动摇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础。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可以反映在彼此的社会领域内。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推动了公众舆论、价值评价的相应变化,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
而日本仍然用其"以己度人"的尺度和"习惯性"思维方式来分析和判断中国,不知道或不愿意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其对华政策难免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误判基础之上。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为右翼版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放行、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方针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日本对曾受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和民众觉悟程度的低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主观性误判。
中日将长期"刺痛"
中日复交是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利益上互利合作的产物。这种基于合作之上的互动,促进了两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深化。中日相互依存深化到一定程度而触及到历史认识和领土等"敏感问题"和民族感情时,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严重妨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正常发展。
首先,中日综合国力变化引发新的矛盾和摩擦,并未改变双方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客观存在。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双边互动的频度、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特别是经贸层面的相互依存的程度日渐加深。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指出,"彼此之间交换程度很高的相互依赖的各国将经历或是服从于高度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普遍脆弱性。
"归根结底,中日关系将取决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战略选择。21世纪初期,中日经济关系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仍然持续着一贯的良性政策互动关系。目前,日本需要放下"中国威胁论"的包袱,就可能多少舒缓对于中国"崛起"的过度敏感心理。只要日本能够拿出"战略互惠"的诚意,目前的摩擦和矛盾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日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
其次,应充分认识中日关系"不确定性"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国家间的双边政策互动形式主要有制衡、互惠和区域合作等方面。在双边制衡关系中,常常会出现和谐与摩擦、妥协与对立的相互转化,往往形成消极的"零和竞赛",带来"两败俱伤"的局面。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在时间上的重叠和内容上的分歧使两国的战略定位发生强烈碰撞。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所决定的。
因而某一方不合时宜地追求"政热",往往事倍功半,因为双边关系不是以单边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况且"经热"并不能必然带来政治关系和谐。不同历史时期,中日相互合作和依存的内涵不同,但中日相互依存的形式并没有变化。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各国应该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尊重彼此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
再次,日本尤其需要摆脱"非对称性"心态的束缚。在20世纪80年代的"自信过剩"时期,日本总是以一种"强势"心态看待中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日本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求于日本,并企图以这种不对称性来维持对华的单向强制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声望的日益提升,中日两国发展趋势出现相对均衡化的趋向,日本开始担心中国国力增强势必会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便在日中双边互动中造成摩擦和冲突,这就形成了影响中日两国双边良性互动的"单向度"因素。
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政治诉求使其不愿看到中国的强盛。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步伐的加快,加之其外交理念仍未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心存戒备。于是企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的发展是双边互动的结果。所以,日本必须放弃把中日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固定化的心态,促进中日双边互动的均衡、良性发展。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适应相互依存的现实,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共图发展,应该是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日本在历史、台湾、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等敏感性问题上的不负责任言行,有违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常常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不确定性"的怪圈。所以,日本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上来,是两国关系减少"政冷经凉"、实现双边良性互动的必要条件。(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