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海人类学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体制瓶颈
对于中国人类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未来走向,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涉及学科性质、学科名称、学科归属、学科关系、学术对话、学术价值、学科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诸多问题(乔健,1995;徐杰舜,1997、2009;王建民,2008;刘吉昌、刘勇,2008;周大鸣、吴宁,2009;麻国庆,2010),但尚少有人从学术体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和阐述。
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人类学教学科研工作的人员,常常会感叹人类学学科归类的混乱以及由此导致的尴尬身份。由于大多数地方没有专门的人类学系、所或中心,人类学出身的学者常常因所归属的分支机构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向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或历史学等相关学科。
这一无奈的现实使得众多的人类学者深感苦恼。但除此之外,八年来在社会学系从事教学科研的实践,也让我常常慨叹由于现实学术体制的制约,要开展一些传统的民族志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实在过于艰难,甚或成为一种奢望。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因而,田野调查(Fieldwork)被誉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依照国际学术界的惯例,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