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星的资料 关于徐星的另一个真实版本

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拿起扫把扫地,有时候逢刮风雨雪天气,这地也不用扫了。那就在家歇着呗。更妙的是,没有人每天盯着他了,发展到后来,一到下雨下雪,他干脆就在家里呆着睡大觉。

闲得无聊,就看看书。实在太闷了,有了兴趣,就自己顺手,写上那么一篇两篇小说。写完的东西,就随便搁在书桌上,朋友到家里来,喝完酒没事儿,顺手就拿了,念上那么一段两段。想认真看看的朋友,就会拿走回家自己看。就这么着,《无主题变奏》小说是1981年时候写的,这一放就是几年。后来被一位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朋友拿走了,还传播到了在戏剧学院的朋友处。

这么着,一晃到了1985年,阳春三月,无所事事的徐星偶然看到了一本文学刊物,这一看,就放不下了。有些小说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那说明时代变了,我觉得我的小说应该也能够发表。写小说我当时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我要写,我要唱,我就要独唱,我不参加一个大合唱。”

过了两天,徐星从朋友那儿把小说要了回来,找到了单位的信纸工工整整把小说抄了一遍,送到《人民文学》,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了,编辑部的人都去吃饭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个年轻人在,那时候,文学青年多,送稿的人也多,编辑让他把稿放在办公桌上,留下通讯地址,就不理他了。

后来,徐星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伟。三天后,《人民文学》的信就寄到了徐星手上,对他的小说评价很高,让他抽空去编辑部一趟。激动的徐星骑上车就去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这一回,情况不一样了,一大帮看过他小说的编辑好奇地看着他和朱伟坐着谈小说,提修改意见。等他们谈完了小说,另外几个旁观的编辑,也好奇走过来,问他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就这样,修改后的小说以《无主题变奏》的名字发表在了1985年的《人民文学》第7期上,责任编辑朱伟。小说的稿费标准是千字15元,每月工资38元的徐星收到了几百元的稿费,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当时,因为精神生活贫乏,文学影响力巨大,《无主题变奏》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人,看到现实的虚伪,自愿处于社会的边缘,对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采取蔑视、嘲讽的姿态。这些小说,以戏谑或愤世嫉俗的夸张叙述,来嘲笑当代基于某种价值标准之上的“崇高”,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满不在乎掩盖下的惶惑和痛苦。

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文学界的作家、评论家纷纷对此发表意见、观点,读者反响巨大。“这些小说里有着类乎西方某些现代小说流派的主题和表现方法:‘荒诞’、‘变形’;‘人物几乎没有历史和过去’;‘形象化的抽象’;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因而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主人公,人物都有一个被夸张了的特征因而你只记住了这个特征。

”《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的出现,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激烈争论。也引起一些作家的热烈推荐,发生了李陀、冯骥才、刘心武等参与的有关文学创新的讨论,由此为基点,还引发了对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从客观上说,在这个小说里我写的确是一个小人物,他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所欣赏,又找不到方向。这代表了不少当时青年人的普遍心理,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据和信心。一看到我的小说,就特别激动。但是,《无主题变奏》也只是个历史的产物,从文学上看缺点很多,现在我自己看它也不太满意,我认为我后来写的一些东西要更好,不过它已无可改变。

”坐在昏暗、安静的地下室里,我们喝着酒,就着花生米,回想起昔日时光,有点醉意的徐星不胜感叹。

当不了作家

靠一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徐星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作家。与徐星同一阶段进入北京作协的还有王朔、刘索拉等人。许多杂志转载了《无主题变奏》,在收到转载费的同时,徐星还收到了大量的来信,这里面既有读者的来信,也有寄来的大量文学杂志和编辑的约稿信。有看了小说激动不已到北京来找徐星的读者,也有想和他探讨人生观、价值观的报纸记者。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徐星身穿一身大白褂,牵着狗,两个口袋一边是瓶啤酒,另外一瓶是包酱猪耳朵。有记者来采访了,把扫地的工具一放,就坐在烤鸭店的台阶上聊文学。清洁工徐星一下子红了,成了单位的大名人。

不久,改革开始了,社会上出现了个体户,国营企业也开始了改革,对徐星早已不满的领导让徐星自动辞职,理由是由于下雨下雪的日子他没有去上班,所以应该算旷工。

“领导对我说再不走就把你转街道了。我没办法,只好离开了烤鸭店。这件事真的让我很苦,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结果丢了。”惟一的收获是,在烤鸭店工作时分了一套半地下室的房子。

因为有一笔稿费放在家里,加上生活要求不高,写写小说,维持生活也不是那么困难,加上文学当时正是鼎盛期,约稿、笔会、饭局不断。从此以后,徐星就没再工作,直到现在。

文学圈内有热闹,也有烦恼。在饭局上的握手言笑、醉酒狂欢,也有人后的流言蜚语,创作上的明里暗处的较劲,更要命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人际关系上的山头派系之争,一不小心,无意之中可能就得罪了什么人,自己还不知道。

徐星开始怀念在烤鸭店里简单生活。徐星突然觉得自己没劲透了——我干嘛要和他们挤在一起呢? “尽管干的是体力活,可也不累,在文学圈内,累的是心。原本一些有才华的人,进入了这个圈内,很容易就被这个圈内的规则改变,久而久之,心思就不在写作上了。”

面对文学圈内复杂的人际关系,徐星感到很累,甚至有些畏惧。在一篇名为《我是怎么发疯的》的小说里,徐星在写小说的背后,表达了对文学圈内的看法。

1986年,徐星决定出门远行。骑着买来的一辆28自行车,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一直到深圳。在回来报名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作协合办的研究生班,读了两个月的课以后,觉的没意思的徐星又去了西藏,这一走又是一年。

白天骑车,晚上写作。在农民家里,在小店灯下,像《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等一批小说,都是在路途中写就的。从南到北的风土人情,不同的文化艺术,还有活生生的民间生活,这一切完全与他在北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不同。

徐星在一篇作品里承认,“我一点儿也不想把这种路上的消遣变成一种无聊的紧张,我决定对这个家伙视而不见,我决心恢复以前的一切……”,这是表达了自己和文学圈决裂的态度。

1989年, 因为《无主题变奏》在国外的出版,徐星获得了一个机会,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夫人看了徐星的法文版作品集,感觉有些像年轻伯尔的作品。在得知徐星就在德国境内讲学,她向徐星发出了邀请,到伯尔的老家去专门写作,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提供写作环境和生活费用。

在徐星之前,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的上一位作家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

伯尔的老家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堡,位于一个风光秀美的小镇内,人烟稀少。平时除了一个园丁老头外,就没有什么人来了。徐星在那里居住了两年。这一时期,徐星写出了《失去歌声的城市》等小说。还应瑞典皇家大剧院之约写了《星期天早晨:在某地……》、《一出戏是怎样完成的》、《国王和马的故事》等戏剧作品。

就在这段时间,徐星开始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越是在国外,对国内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的记忆越清晰。在某个炎热的夏日中午,这部在国内开始的、名为《剩下的都属于你》的中文长篇小说就这样在德国一个古老的城堡里继续,这部小说里有对自己走过人生之路的缅怀,有对中国民间生活真实的记录,两个流浪汉,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漫游。

从题材和形式上来看,这是一部与凯鲁亚克《在路上》相似的小说,但是就其内容而言,《剩下的都属于你》又是一个中国作家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与其说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徐星个人的精神思考和他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徐星承认“叙述者很像我。”

在多个场合,徐星一直在重复着他的文学概念:“一部作品不好是因为它过于将生活概念化了。就像是在文革时。这样一来,所有的思考都会变得危险,因为他们有可能被用于政治。”那时他只能让人物形象停留在琐碎的日常事务中,纠缠于这一系列细枝末节的东西,以一种幽默的笔调宣叙着那被牺牲掉的一代人动荡曲折的心理历程。

如今,所有的理想在50岁的徐星身上都不见了。没有什么能够把他轻易打动,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激动,除了女人和爱情……“当我们过于恐慌时,我们拼命寻找的是女人。”(这是叙述者表明的。)

1992年,徐星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学位,他的方向自然与中国文化有关。这个专业读来并不轻松,需要查证大量的历史资料,花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和考证,才能够拿到这个学位。“加上德国大学等级森严,学生是不能随便反驳教授的,而我在国内是自在惯了,对他们那一套教育体制很看不惯。觉得没劲,放弃。”

1994年,在国外呆了近5年的徐星选择了回国。

钱老不够花

回国以后的徐星因为没有工作,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在国外生活几年,徐星学习的主要收获是语言,他的德语纯熟,甚至还会一点英语和法语。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星平时主要依靠给外国人教汉语为生。

时间长了,随着经验的积累,徐星摸索出一套学习方法的心得来。“我可以用一年时间,让一个不认识中文的外国人,从一、二、三到他能够纯熟用中文交流,看懂中文报纸。”在这点上,徐星极其自信:“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我可以一分钱不收。”

现在,徐星在汉语培训教学方面的质量和声誉,已经让他成为在这个行当里价格最高的教师之一。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徐星表示自己想写一本关于汉语教学的教材出来。虽然声誉斐然,但是,徐星并不想靠此赚大钱,只有能够赚到一阵生活费,够基本的开销,徐星就会停止教学工作,等手上没钱了再重操旧业。

除了给外国人教汉语,有的时候徐星也给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们做了策划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和朋友一起拍广告。在拍广告时,徐星担任的是总策划的角色,他自嘲自己同时是无师自通的摄影师。大多数时候,这些工作也只能维持他基本的生存。

因为他的哥哥长期身体不好,在医院休养,母亲也因为高龄体弱,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压力也让徐星轻松不起来。因此,直到现在,徐星仍然是保持着单身状态。

尤其是在两年前的一天,徐星从医院照顾回家时,盗贼在黄昏的时候,越窗而入,洗劫了他在劲松的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此案目前仍未告破)。当时,哥哥还住在医院,急需用钱。后来,就有了徐星在网上公开拍卖自己的所有作品的著作权之举。

虽然认为自由最重要,但是生活总是在改变人的。在吕乐执导的作家电影《诗意的年代》里,徐星有这样的一段话:“这钱的意义,这两年变了。真的。从前吧我觉得好像,说没钱吧,好像都没钱,就是特自然。现在好像说没钱有点儿,这人可能有点儿弱智吧怎么能不会挣钱?有点儿这个。

怎么能不爱钱呀?谁不爱钱?不爱钱怎么活呀?我反正特爱钱,真的我老觉得没招儿,正想找人咨询咨询怎么挣钱。我觉得阿城说得特别好。先卯足了劲挣钱,挣个七八年钱,然后再安定下来写东西啊,再全找回来,完了。”

话虽这样说,但是徐星再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想到靠文学去赚钱。“我从来没想过把这个作为吃饭的手段。我可以随便写一本书,或者写个杂谈,写个赚点钱,但我情愿去干点体力活。”

徐星现在的工作是拍记录片。2003年底,徐星回到当年作为知识青年插队的地方,拿着借来的机器,用 DV记录拍了6位剪纸艺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自导自剪,出来的第一部记录片名为《常振芳》。现在,徐星又在拍一部叫《光明桥》的电影记录片。

作为导演,徐星拍摄此片的目的在于真实客观地揭示此类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命运,通过对几位典型当事人的采访,通过他们生活的缩影折射中国的经济现状、展示光明桥带给他们生活中的光明或黑暗,用朴素直白的镜头描绘一幅生动真实的世俗画卷。

对中国电影,他也有着太多的不满。比起记录片,他更想拍的是故事片,真正用摄影机来拍一部真正的电影。只是因为投资原因,目前,他只能继续拍他的DV记录片。

对电影,徐星有着在文学上的自信,“我现在才40几岁,很年轻,是吧,有很多事情还来得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