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万青怎么了 柏万青为什么这么红?
柏万青坐在地铁站出口的花坛边,酱红色的外套,花白的头发,乍一看,就是一位普通的上海阿姨。
可似乎人人都认识她:“呀,那不是柏阿姨?”大多数人像见到老邻居一样,对着她挥挥手,打声招呼。也有人上来要求合影,要求签名,她微笑着,一概答应。
像众多明星一样,她的时间很宝贵。采访是趁她为世博会拍宣传短片的间隙,在世纪公园的草地上完成的。采访中,手机铃声仍不断,约她上课的,请她吃饭的,找她咨询的……她有一本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日程安排,已经排到了10天后。
这位延安中学的老三届高中生,曾经的江西资溪县副县长、静安寺街道宣传科长,在花甲之年,因为一档专门为百姓调解家庭矛盾的电视节目《新老娘舅》,红透了上海的半边天。
“我不是明星”
记者:柏阿姨,您觉得自己“红”了吗?
柏万青:找我的人很多,算不算“红”?我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回复几十封电子邮件,什么拔错牙、医院没床位……都来找我。但我自己心里明白,我不是明星,老百姓喜欢我,也不是出于“追星”的心态,他们遇到什么事了,不会想到找刘德华,但是会想到柏阿姨,我跟他们没有距离。
记者:是不是做了《新老娘舅》这个节目之后,您的知名度才上去了?
柏万青:上节目之前,我是静安区的人民调解员,还成立了“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带老年人出国旅游,为白领办交友沙龙……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但确实更多百姓是通过《新老娘舅》认识我的。这个节目开播一年多,收视率最高超过11%,在上海所有综艺节目中最高。现在我每周要录4期节目,很多人找到电视台,指名要找柏阿姨当“老娘舅”。
记者:找您当“老娘舅”的,都碰到些什么麻烦事?
柏万青:这个节目的定位就是帮助百姓解决家庭矛盾,不外乎几大类:兄弟姐妹争家产的,夫妻吵架的,婆媳不合的,父(母)子(女)无法沟通的……不过,我发现纯粹因物质产生的纠纷是少数,多数还是情感类的,为鸡毛蒜皮的事吵得你死我活。天长日久,亲人也成了仇人。
记者:来调解的,是不是阿姨爷叔比较多,年轻人有吗?
柏万青:年轻人不要太多喔。前几天还有个小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马上要结婚了,男方买了房子,女方父母提出,把女儿名字写到房产证上,才能领结婚证,男方不同意,小两口吵得婚都快结不成了……现在的年轻人,结了婚还是小囡,不知道怎么做妻子、做丈夫,这个弯转不过来。还有,过去子女成了家,父母不大会干涉小两口的事,想管也管不上来,子女多嘛。现在不一样了,都是独生子女,两个小的背后四个老的盯着,许多年轻夫妻的矛盾,其实是双方家长之间的矛盾。
记者:到您这里来的,都能解决问题吗?
柏万青:大部分都有圆满结局,但我不能保证全部能解决。有个老知青,用动迁款帮女儿买了房子,后来他从外地回沪,想把户口迁到女儿那里,但女儿就是不同意,他不得已把女儿的房产证藏起来。父女两个来调解,我们做了工作,女儿同意让父亲上户口了,结果一出电视台,马上变卦,真是人心难测。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讲道理的。
记者:《新老娘舅》节目走红,和社会发展有关系吗?
柏万青: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管时代怎么变迁,无论穷人富人、忙人闲人,都会遇到有关家庭的烦恼。《新老娘舅》的观众从8岁到80岁,连澳大利亚都有华人写信给我,让我帮他解决家庭矛盾,因为大家有相似的文化,有共鸣。
“我敢说,敢批评”
记者:据说开播以来,有近百位人民调解员上过《新老娘舅》这个节目,为什么您的名气最响?
柏万青:因为我敢说,敢批评!比方前面讲的,那个要未婚夫在房产证上加名字的女孩,我对她说的第一句就是,“柏阿姨很看不起你!你是要嫁房子还是要嫁人?”我说话很直接,用上海话讲就是“煞根”,不会“捣糨糊”,当然我也讲究策略,比如,调解中可能要让其中一方吃点小亏、退让一步,对这一方,我就会给他(她)戴戴“高帽子”。
记者:你批评当事人,他们服气吗?
柏万青:怎么不服气?经常有当事人跟我说,“柏阿姨,被侬骂一顿,我输了也服气的”,结束了还乐呵呵地找我合影签名呢!因为我从来是非分明,讲公道,帮理不帮人。比方有对再婚夫妻,女的说男的小气,把钞票看得跟性命一样重,男的怪女的太现实,总盯着他的房子和财产,两个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找到电视台来调解。我说两个都太自私,女的找对象心态是“福利型”,男的是“保姆型”,不是以情感为主线。既然是再婚夫妻,两个人更应该珍惜,互相信任。他们都点头认可,两个人吵吵闹闹来,高高兴兴地回去。
记者:这些话从您口中说出来好像特别有说服力,您有很多“经典语录”,很鲜活,都哪来的?
柏万青:有不少单位让我去讲“调解的艺术”,我说还是不要提到“艺术”的高度,最多是“方法”、“技巧”。没有啥理论,也不是大道理,讲的都是人生经验。我家是大家庭,兄弟姐妹好几个。我也身为媳妇、妻子和婆婆,许多来调解的当事人遇到的家庭矛盾,同样碰到过。平时我也很注重跟老百姓交流,坐公交车也会和乘客交流节目中遇到的事例。我讲的都是老百姓的话,所以老百姓听得进去。
记者:虽然您讲的都是大白话,但看得出来,您在调解中对法律条文挺熟悉,对政策也吃得很透。
柏万青:我们调解有三条底线:法律、道德、政策,不能瞎三话四。论文化程度,我不过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但我一直在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心理学知识,样样都要懂。其实,我发现每次从节目中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和人生道理。
记者:网友夸您“最有腔调,最有气势”,您的腔调和气势,怎么来的?
柏万青:讲正气。我不光听不同的意见,还靠眼睛去观察谁是谁非。还有,我这个人不贪,坐公交车,要是挤得没办法买票,就会特别着急。有一次我没有零钱,售票员说算了算了,我说一定要付的,最后拿了一张邮票出来当车票钱。人要是贪小利,爱搬是非,肯定不大气。
“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记者:一直有个疑问,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到电视上讲家事?
柏万青:我做的节目,保证都是百分百的真人真事,当事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上《新老娘舅》讲讲清楚,让全上海人评评理”。也有人只想调解但拒绝上镜。我碰到过四兄弟,老大、老二、老四和老三有矛盾,从事实上讲,老三没有错,其他三个有问题。但就是老三不太愿意上电视,一定要戴个墨镜,怕单位里的人认出他,丢丑。这个蛮少见的,大部分是理亏的人怕出镜,有一个争产案,母亲还在敬老院,女儿就闹着和弟弟分家产,这个女儿上电视时,围巾、墨镜、口罩……从头捂到脚。
记者:据我所知,上海现在各个街道(乡镇)都有司法综合服务窗口,区县法院设立了人民调解窗口,居村委也都设有调委会,老百姓可以到这些地方解决矛盾。
柏万青: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请来各个区的明星调解员做的,应该说是政府工作的延伸。也有些当事人,来电视台之前,找过街道调解员,甚至还上过法院。可能是《新老娘舅》口碑好,有广告效应,老百姓觉得更有说服力。但这个节目也宣传了人民调解工作,有几个街道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告诉我,找上门的人多了。
记者:听说您经常被邀请去给调解员讲课,对这个工作有什么建议?
柏万青:年轻人专业知识丰富,缺点是情商不太高,惯于就事论事,老百姓就会觉得不舒服。更要不得的是,对老百姓的事没有足够热情。有次讲完课,一个年轻调解员跟我说,柏老师,你太让我感动了,你知道吗,我见到来调解的人,第一反应就觉得烦,想躲得远远的。确实,这份工作很琐碎,也很棘手,但职责就是为群众服务,怎么能畏首畏尾,或者高高在上呢?
记者:就采访这点时间,您已经接了十来个电话了,一天有那么多人找您,不累吗?
柏万青:说实话有点吃不消。现在我每天早晨6点半一起床,就跟打仗一样。有人劝我找个助手回回邮件和电话,我说怎么行,万一说错话怎么办,人家找我是信任我。我这个人比较在乎别人的认可,所以喜欢做这些事情,乐意做这些事情,但你也要帮我呼吁呼吁,柏万青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事。像拔错牙这种事,我也没有办法。
记者:您觉得“新老娘舅”的意义在哪里?
柏万青: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做了那么多期节目,我发现这句话很有道理,那些和和睦睦的家庭,总是碰到好事体,那些整天吵吵闹闹的家庭,生活往往乱七八糟。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如果都是后面那类家庭,这个社会怎么会和谐呢?但是光有各种新旧“老娘舅”,是不够的。我也在思考,怎么用社会化的方式来解决家庭问题,比如老年人老闷在家里,容易情绪不好,引发家庭矛盾,我的工作室成立了各种班,让他们学画画、书法、时装表演,还组织出国游……与社会交流多了,心情舒缓了,家庭矛盾也少了。其实社区很多退休党员和干部,都很愿意承担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后勤工作。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盼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更多家庭的日子越过越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