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PK维多利亚女王:谁是更幸运的女人【图】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五更风雨梦千里,半世江湖身堪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悲哉李中堂,惜哉李中堂!
两个女人的沧桑时代
——慈禧太后哪点不如维多利亚女王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太后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东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正扮着农妇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在前往西安的乡间土路上。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而在遥远的英国伦敦白金汉宫,西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也正在衰病之中度过一生最后的日子。上帝似乎不再眷顾这位幸运的女王:儿子、孙子意外病故的噩耗接连传来,在一连串雪上加霜的打击面前,她的病情日益恶化,精力一天天衰竭。但人们惊奇地发现,女王依然拖着沉重的病体表现出对政务一如既往的关心。12月中旬,她还不顾宫廷御医和顾问们的反对,坚持出席了在温莎宫举行的爱尔兰工业品博览会。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维多利亚代表了生气勃勃、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慈禧太后则是愚昧落后、暮气沉沉的专制王朝象征。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两个女人,两种命运
祸福相倚,悲欣交集
1851年5月1日,是万国博览会开幕的日子,这一天成为整个伦敦的盛大节日。
来自世界二十五个国家的人们,汇集在当时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神奇建筑“水晶宫”那巨大的穹顶下,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在这里相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军事纠纷,也不是为了进行政治争吵,而是为了展示文明、进步和繁荣。这次博览会展出了十万多件代表人类文明成果的展品,它们由世界各地的近一万四千名参展者提供,其中一半多是英国厂商。其中有许多代表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成就和先进工业品,如自动链式精纺机、大功率蒸汽机、高速汽轮船、汽压机、起重机、机床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和桥梁模型等。大英帝国在这次展览会上显示了作为“世界工厂”的强大实力,出尽了风头。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为自己国家征服自然的伟大成就所陶醉,他们认为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优等生,是上帝的宠儿。他们一个个眼噙热泪,趾高气扬地走进展厅,分享作为一个大英帝国臣民的自豪。
在万众喧腾中,维多利亚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亲自来给博览会剪彩,兴奋的女王反复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晚上回来后,四十二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辉的日子。我亲爱的阿尔伯特的名字将和这一天一样永垂不朽。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值得骄傲和喜悦的一天。此刻,我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
维多利亚女王没有理由不感到幸福和自豪。这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巅峰时刻:在她的时代里,大英帝国空前团结,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女王像维多利亚一样,在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的同时,又拥有作为普通女人的幸福,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丈夫阿尔伯特博学多才,具有非凡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她信任依赖的良师益友。整个这届博览会就是由阿尔伯特一手策划并精心组织的,它大大提升了大英帝国的国威,极大地增强了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力。
当维多利亚女王享受着大英臣民们排山倒海的欢呼致敬时,在大清国紫禁城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年仅十七岁的“杏儿姑”(即后来的慈禧)正战战兢兢地由太监们领着去参加“选秀”。杏儿姑娘十分幸运,从众多秀女中脱颖而出,得以留在皇宫并被封为“兰贵人”。正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是改变她命运的重要一步——她没有高贵的血统,只不过来自下五旗的镶蓝旗;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她入宫后也只被封为位列后宫第六等的 “贵人”,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要想登上皇后的宝座还遥遥无期,希望渺茫。
然后谁曾想到,仅仅十年后,慈禧和维多利亚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死后仅103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中外嘱目、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以雷霆霹雳之势一举荡平了咸丰死前诏封的“顾命八大臣”,将肃顺、端华、载垣处死,其他五人革职遣戍,改年号为“同治”,开始两宫垂帘听政。年仅二十七岁的慈禧,正式走向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巅峰。从此她三次垂帘听政,操控清末政权,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一年,当年轻的慈禧春风得意地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时,四十二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却陷入了深深的丧夫之痛中。由于一场意外的风寒,正当英年的阿尔伯特突然离世了。阿尔伯特亲王既是维多利亚深深爱恋着的丈夫,也是她最重要的谋士和助手。失去阿尔伯特,她感到失去了一切。在这场令人震惊的灾难中,维多利亚晴空丽日的生活瞬间布满了漫天的阴霾和悲哀,巨大的悲痛犹如黑夜中兀鹰的巨爪,攫取了她的意志和灵魂。阿尔伯特去世的这一天,维多利亚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语:“你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的人生从此支离破碎”。那些服侍在她身边的仆人们都担心她会失去理智,精神崩溃。背地里,人们一遍遍同情地含泪念叨着:“可怜的女王,可怜的女王!”
悲痛欲绝的维多利亚离开了伦敦,将自己独自深锁在房间里。她感到,自己的幸福人生已经随着丈夫的生命而终止了,她在世上的余年已如残阳夕照,正在走向悲剧的尾声,她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写道:“世界已经死去了”。
§谁是更幸运的女人
然而,上天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谁也无法对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命运作出简单的评判。作为女人的慈禧,个人生活也是十分不幸的。她二十七岁没有了丈夫,四十岁不到死了儿子,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几大不幸都让她占尽了。她虽然拥有至上的权力,却无法得到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得到的男欢女爱,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的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
也有人说慈禧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八旗女孩,她走进了皇宫,并且幸运地生下了咸丰帝惟一的皇子,从而“母以子贵”,被晋封为妃、贵妃,直到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她在钩心斗角,杀机四伏的皇宫里凭借自己的技巧终达权力巅峰;作为皇太后,她在男权世界里纵横捭阖,操权柄于股掌之中。作为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让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也不得不低眉顺首地拜倒臣服在她脚下。
但归根结蒂,慈禧的命运仍然是悲剧性的。她的最大不幸就是偏偏撞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尴尬最困难的时代,她统治下的晚清成为神州史上最屈辱、最沉重的一页。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要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更要应付国内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局面。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百般挣扎,却难挽颓势,终致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山河沦丧,国将不国。后人讲到慈禧,完全把她当作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甚至把一些与之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于其身上。她也许做梦也想不到,生前作为母仪天下、权倾当朝的“老佛爷”,死后会沦落为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一代妖后”形象。甚至连她的陵墓都难逃厄运,被东陵大盗孙殿英翻了个底朝天,毁棺抛尸,惨不忍睹。
当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时,西欧大陆的大英帝国正昂首挺胸地进入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科学、艺术极大发展,君主立宪制走向稳定成熟。日不落帝国独步天下,傲视全球。这时也是英国经济实力最雄厚的时期,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庞大殖民帝国。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了全球市场对英国产品的需求:
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维多利亚,这位十八岁登基时还不知所措的女王,一直到八十二岁才去世,伴随英国走完了十九世纪,命运似乎要让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英国的荣光。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除了养育九个孩子、怀念早逝的丈夫、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之外,晚年几乎什么都不做。与慈禧太后不幸的家庭生活相比,维多利亚女王对于养育子女倾注了巨大热情与精力,庞大和睦的家族使她享尽了天伦之乐。在她晚年,其曾孙辈已达三十七人。有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女王在温莎宫的卧室里,那是一张全家福,五十多个晚辈济济一堂族拥着维多利亚,她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她对于家庭的忠贞热忱,对于国家的高度负责,几乎成为那个时代英国资产阶级的精神典范。当英国人听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死讯后,他们的反应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一家民间报刊在社论中写道:
女王逝世了!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此刻的感情……也许,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当中还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她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起到了何等巨大的作用;她的生命之线,像一条金色的丝带,在编织和加固民族进步的轻纱时,还使她的全体臣民中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得到抚摸并增加光泽。
在人们的心目中,女王头顶上的王冠已经成为帝国荣耀和威严的象征,女王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这一点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沙漠、瀑布、城市、街道都以维多利亚命名。
面对无情的历史,人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惑:
为什么慈禧太后嗜权如命、殚精竭虑,也曾在内外交困中强撑危局,力图振兴雪耻,到头来却凄凉退场,落得个祸国殃民的骂名?而维多利亚女王安心担当“虚君”的角色,甚少干预国家大政,但她却被英国人由衷地尊敬和怀念,连她的名字也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命运问题,它还是一部长达一百多年屈辱历史的组成部分。追溯两个女人的命运轨迹,其实也就是探讨两个国家的成败兴亡的原由。
二 同样天生丽质,同样才干出众
§金色年代开始了
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十九、二十世纪都是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的大世纪。历史提供给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但为何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水准会如此天差地别,迥然不同,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答案。
首先可以从她们的学识才干上入手。
1819年5月24日,维多利亚降生在伦敦肯辛顿宫。她的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弟弟,她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德国王族。从五岁起,维多利亚就开始了启蒙学习。到十一岁时,小公主便能用英语、法语、德语与人交流对话。肯特公爵夫人把确保女儿能培养成一个知识渊博的女王,作为自己一生的最高目标。为此,她不惜挖空心思,殚精竭虑。1830年3月,肯特公爵夫人为了检验女儿的学习成果,要求两位主教对小公主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的结果令人欣慰。两位主教在向肯特公爵夫人的汇报中讲到:
在回答我们提出的大量问题时,公主显示了对于基督教圣经史的最重要的要点以及英国国教所讲的主要的基督教真理和训戒都有正确的认识,她对于编年史和英国史中的各个大事件亦很熟悉,这对如此年轻的人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地理学、地球仪的应用和拉丁语法诸问题,公主所做的回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她的英语和拉丁语的发音也很正确、动听。
在这之前,维多利亚公主对于她将要继承的女王位置还一无所知。这次考核以后,肯特公爵夫人决定告诉她一切。公爵夫人认为,当公主懂得那地位的职责和分量时,她是会明白人们对于她所寄予的重大期望的。这就是君王要为他人而活着,要有良好的修养,不至于为将来尊崇的地位而眩惑。
少年时期的维多利亚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度过的。这不仅造就了她丰厚的学识,更培养出良好的习惯和极大的耐心。从十三岁那年开始,她便坚持记日记,几十年来从未中断。她成了英国历史上留下日记最多的国王。这些日记记录下维多利亚思想言行的变化过程,从她那真挚、直率以及灵敏的感情来看,她差不多就是一个日耳曼牧师的女儿了。
经历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维多利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女王。
1837年6月20日,一个人八岁的少女坐着金光闪闪的马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紧张之中,她不禁悄悄地问侍从:“求求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前往教堂参加自己加冕典礼的维多利亚女王。当王冠落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身上,她忍不住感到害怕与紧张。
在此之前,英国的国王十几年内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几位:乔治三世、摄政王、威廉国王,他们的愚蠢贪婪、荒谬自私已经让英国人厌烦至极,他们把人们对于国王的美好期待一次次击得粉碎。而维多利亚女王展现出来的庄重文雅、青春美丽,如同来自纯净的天外。每当有着金色头发和嫩红色脸蛋的年轻女王驾车驶过街头时,总会有无数的人们涌上街头争睹她的风采,每个人心中都充满对她由衷的忠诚和热爱。女王逐渐从容镇定起来,她用一生的行动,给自己在马车上提出的那个疑问作了最好的回答。英国热情浪漫的金色年代从此开始了。
登基后不久,年轻的女王很快就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才能。首相墨尔本向女王建议,更换她身边的两个女侍,因为这两个人的丈夫是效忠前政府的。
年轻的女王这样回答:我不会换掉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她们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因为我不需要和她们讨论政治问题。
维多利亚充分了解作为女王,自己承担的义务。她并没有通过修宪扩大国王权力的想法,也不因为自己是“虚君”而对政府的决定视而不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阁官员可以对女王敷衍了事。女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所在,在写给政府的诏书中,维多利亚明确地告诉内阁,如果政府不充分尊重国王的权力,那么大臣们就面临着被撤职的危险。
维多利亚统治的时期,特别是1851年以后,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的六十余年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在她的统治下,英国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她用枪炮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封闭的大门,使其殖民地遍布于世界每一块大陆和所有的海洋。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与广泛拥戴,成为第一个获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头衔的英国君主。
§慈禧其实多才多艺
人们也许会认为,正是因为维多利亚接受了全面的开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备如此优秀的统治才干。而慈禧太后深受“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儒家思想束缚影响,根本不可能开眼看世界,更不可能有所作为。也许正是贫乏的学识和狭窄的视野注定了她只能奉命危难,苦撑危局,因循守旧,一事无成。
然而,慈禧能够在佳丽如云、竞争激烈的后宫一枝独秀,脱颖而出,深蒙咸丰皇帝宠幸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必然有其超人之处。
当时,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一样不能入学,获取文化知识的途径十分单一。慈禧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如果慈禧仅仅做些护肤调粉的活儿,她可能就不是外国公使夫人口中叱咤风云的“母龙”了。慈禧向来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应该读书识字。她具备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抵的能力——能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罕见的。她十分喜爱《诗经》,一有闲暇,就会独自吟咏。后来,她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太后,尽管政务繁忙,还吩咐每天午后,宫中有身份的宫女们一起集中朗诵《诗经》,讲解史书,每十天考核一次,优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诗经》成风,以致小太监们也争相吟诵。慈禧同时又是一位个性很强、强调女人独立精神的女人。中国古话常说“字如其人”。慈禧写字也是别具一格,她不喜欢写后妃们擅长的蝇头小楷,反而喜欢写和人一般高大的字幅。她的个子还没有纸长,经常需要借助婢女的一拉之力才能完成。就从这点也足以看出她“胸中丘壑”。
慈禧还擅长绘花鸟画,很有天分,在圆明园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这些优势让她在后宫鹤立鸡群,引人注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西后入宫时,夏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咸丰帝)见而幸之。”可以设想,炎炎的夏日,她单衣伏案,校读书卷,这样好学而美丽的女人,能不让年轻的咸丰怦然心动吗?
那么慈禧的才学究竟如何呢?这从她垂帘听政后,在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则上谕中可见一斑: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狭致(挟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
此时是1865年,慈禧已经在政坛历练多年,渐趋成熟。可这则她亲自起草的共计三百多字的上谕中,错别字竟高达十二个,语句亦不甚通顺,足以证明其寻章断句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觉”只是一个瞬间,“悟”却是一个过程。慈禧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崇陵传信录》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
当英法联军朝北京进发之时,天子之都暴露于侵略军的炮火之下,优柔寡断的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魄力。慈禧挺身而出,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与洋人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可见初涉政事的慈禧就以强硬果敢著称。而英法联军突破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天,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得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正杀奔京城而来。咸丰帝顿时慌了手脚,吓得束手无策地和众嫔妃抱着哭成一团。就在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时,只有慈禧一人保持着理智清醒,她不惜违反祖制,从储秀宫的帷幕后站出来,大声对咸丰帝说:事情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危机才是考验人的试金石。巨变面前,咸丰帝的懦弱动摇暴露无遗,而慈禧的冷静沉着和敢作敢为也确实表现出她不同凡响的一面。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评论道:
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
平心而论,在强大观念和制度的笼罩之下,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的叶赫那拉?兰儿,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还刚强果断、机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但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这在古今中外的政变流血事件都不多见。即使抛开学识不说,慈禧的驭人权术也确实有一整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訢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三 女人当国,注定是“红颜祸水”
§她为什么遭到万人唾骂
学者苏同炳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这样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实只要冷静分析,对慈禧的道德抨击,更多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历史资料已经证明,慈禧太后并非完全“浅薄无识”。而所谓她阴谋篡权、“牝鸡司晨”也无异于是颠倒因果的结论。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危机下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即使奕訢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
总体文化历史背景决定了一个政治家的识见能力。而在历史的潮流中,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屈服于时势的力量。当时的英国经过文艺复兴的启蒙,不仅发明了大炮巨舰,各种先进的思潮也层出不穷,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走向进步的力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达到了辉煌的颠峰时期,维多利亚女王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在于情理之中。而中国“三纲五常”、“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依然让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了进步的方向。腐朽的思想文化,在洋人的船坚炮利前面,不堪一击。
晚清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专制统治已经穷途末路,整个社会已经失去转型的动力和变革的空间。十九世纪初,龚自珍感叹道,大清各阶层的智力都在衰退,即使是小偷也显得笨拙:“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
慈禧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然而晚清政治之衰,从根本上讲也是满族集团统治力衰竭的体现,不只关乎慈禧的个人能力。“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这是清末民初人物陈宝琛于1895年写下的《感春四首》中的一句,以之形容晚清政局再合适不过。主导“时局”的军机大臣虽一换再换,但却一任不如一任。恭亲王奕訢主持中枢时,勇于任事,倡导变革,国家一度大有起色,但威高震主,被慈禧多次打压后,赋闲十年,锐气尽磨,忧郁满怀地叹道:“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随后秉性庸弱、不明事理的醇亲王奕譞、礼王世铎取而代之,走上前台。在他们的操纵下,“时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他们囿于深宫,对民情、国情尚不甚了了,更谈不上了解支持西学。各部院不但没有近代的政府职能,官员们更谈不上具备相应的近代政府部门的专业知识。这样的中央决策层,即使天下太平之日,也断难有所作为,何况让他们来应付千年未有之变局?
因此晚清政局的糜烂,不能完全怪罪于统治者的错误政策,而是历史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一味把中国的失败都夸大到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无疑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
慈禧只是在她的历史角色上做了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有哪个伟大人物能够在这样的思想酱缸中励精图治,挽救大清这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呢?
相反,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既有顽固派的阻挠,又有西方列强的干扰,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依然睁眼向洋,努力作出了最大的改变。她突破祖制大胆重用汉族官员;力排众议废除科举并派遣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让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竟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她努力地推行政冶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设想的还要广泛,手段也比戊戌变法时更切实有效。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我认同学者张宏杰先生的观点,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衡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不但会胜过历史上大多数女独裁者,也将令无数政绩平平甚至醉生梦死的皇帝黯然失色。
然而,女人从政在中国传统舆论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祸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与男人并无二致,也要额外被舆论加倍谴责。在一个以男权为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是“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正如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把江山葬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其实,慈禧自己内心深处何尝没有一份难言的苦楚?尽管把女人做得那么风光,但她在病榻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
对于一个威震天下、风光无限的女人,临终时留下这样凄凉的遗言,慈禧复杂的心绪可想而知。假使她不要撑得那么苦那么累,让大清的破屋早点坍塌下来,中国早点步入重建的时代,也许于国于她,都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