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受戒》的“破戒”及其文体意义
汪曾祺是新时期文学中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1980年他以一篇小说《受戒》一炮走红,接踵而至的是后起之秀对她的惊叹与模仿,评论家对他的赞赏与推崇。评论家对他的美学品格的概括,对他的作品的审美价值的肯定,对他的文学影响和文学史意义的重视,无疑都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也可以说,汪曾祺是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共识、最没有争议的作家。这种共识内蕴于以如下这些文字为代表的评论所形成的特定氛围中:《豪华落尽见真淳》(季红真)、《旧梦重温中寻求美的真谛》(李复威)、《笔下浸透了水意》(法国学者居里安)、《浅论汪曾祺小说的“非情节化”》(许宗华)、《说“淡化”》(吴方)、《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施叔青对话)、《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邓嗣明)、《汪曾祺作品的意境美》(柳易江)、《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石杰)等。汪曾祺的作品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
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以及沈从文的影响,在创作上主张回到现实主义,表现民族传统,表达纯真、自然、健康、和谐的情感。他的小说大都取材于民情风俗、日常生活,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他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开创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文体自觉的先声。尤其是《受戒》,无论就其表达的主题内容、营造的文学意境、采用的语言体式,还是成就的审美意境,在当时“乍暖还寒”的特殊背景下,都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使人们顿觉春风扑面,快意清新。如果说,此前的文学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并最终沦为政治的附属工具、了无生气是肇始于其特定条件下的“受戒”的话,那么,1980年的汪曾祺横空出世,暖暖春风吹拂文坛,使文学终于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学”,则委实是具有“破戒”之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