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最后回忆16 《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16

还是毛泽东和江青帮了我们的忙。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送了两份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去的电讯稿:一、《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份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二至三日内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当时中央正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时间都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认为《紧急通告》好,因为由群众组织主动提出来比党和政府来讲要主动,以贺电来支持群众的创意更能顺理成章。

这个贺电据《王力回忆录》和戚本禹的口述,是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一起根据毛的讲话起草的,然后把贺电拿到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讨论。由总理主持会议,参加讨论的有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江青、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杨成武、肖华,通过后由毛泽东签发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

这个贺电创造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由中央向地方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大联合夺权的号召:“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 上海是在一月十一日的晚上,从广播里得知这份贺电的。

张春桥、姚文元兴高采烈地通知我:马上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他们到场,和大家商量如何庆祝中央贺电。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上,张、姚也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公众场合亮相,通过电视发表了他们文革中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

一月十六日,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总结的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夺权”的基本经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 这样,我们才明确了毛主席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提出了要求我们向上海市委一级联合夺权。

从此,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月夺权”的风暴刮向全国。 在中央贺电发表以后,上海的某些群众组织大搞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争相夺取市委的领导权,争着为自己的组织谋取一席之地,使上海的夺权一度陷入困境。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才使联合夺权取得进展。一月十五日,“工总司”二兵团和“上三司”等组织向毛泽东发去电报,建议夺权后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群众自下而上的提名”,并要张、姚负责提出新的上海市委的组成名单。这样,张、姚名正言顺地出任新的上海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陈丕显的第一书记实际上被罢了官。

经过张、姚召集各造反组织负责人磋商,上海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建立了新的政权形式——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名为军、干、群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

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

这就是“一月夺权”全过程所显示的基本特点。 附记:读者欲知“一月夺权”更详细的经过,请参阅本书末尾附录,我在1968年组织人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