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烈与萧华 葛光庭是胶济铁路委员长与沈鸿烈、宋雨亭并称青岛“三大亨”

    “大亨”一词的来历说来颇为有趣,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名为“亨生”的马车,这种马车造价昂贵,在中国买一辆约为数十万两白银。能买得起这样车的人不是大富就是大贵,于是,精于算计的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旧上海有“三大亨”—— 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这三个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殊不知青岛也有“三大亨”,论影响力并不比他们差。

    之前的《发现青岛》我们介绍过沈鸿烈和宋雨亭,这两位一个是青岛市市长,一个是青岛总商会会长,都是青岛的“大亨”。今天,我们再来说说葛光庭,加上他,才算凑足青岛的“三大亨”。葛光庭曾在青岛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还是韩复榘的高参,他为青岛做出的贡献可一点不比另外两位少。

    早年留日追随孙中山

    葛光庭,又名光廷、光亭,字静岑,别字觐宸,1880年(光绪六年)生于安徽蒙城县城关北大街。和不少名人一样,葛光庭的早年经历比较凄惨,他幼年失去父亲,依靠母亲纺织维持生活,6岁入私塾读书。在这段时间里,当地的寺院法师经常指点他学问,给了他不少帮助,这也让他跟佛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在后面会详细提及。

    葛光庭早年生活的时代正值清朝晚期,列强瓜分中国对他的刺激很大。在爱国心的驱使之下,葛光庭投身军界。1904年,经考核被清廷选派到日本留学,学习现代军事,先入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 东京振武学校学习,为期3年,毕业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成为清政府派出的第六批留日士官生。这批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的风云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等,还有一名日本学生也在该校毕业,名为冈村宁次,他就是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

    葛光庭后来的影响力固然不及上述诸人,但他是很富有政治远见的。留日期间,他追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兴中会。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倡导筹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葛光廷也成为同盟会会员。从此,他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中国政局混乱,历经清廷倒台、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等,葛光庭始终追随孙中山。笔者通过网络渠道联系到葛光庭之孙葛平章先生,他称:“1923年3月,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同年11月,葛光庭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高参。”能被孙中山先生引为身边高参,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葛光庭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赖,因而才被委以重任;其二,葛光庭办事得力,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从他此后的作为中也能看出来。

    推动“东北易帜”成张学良心腹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原本潜伏的国内矛盾浮出水面。当时的北伐依然在进行,吴佩孚、孙传芳已被打垮,只剩下一个东三省的张作霖,各派关系顿时显得十分微妙,葛光庭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1928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人分别担任第一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联合向奉系军阀进攻。在这之前葛光庭早已在奉系军阀内部活动,并与张学良结为兄弟,成为其心腹。据葛平章先生介绍,“在蒋介石的北伐军沿津浦路攻打奉军直逼京津时,张学良先后密派危道丰、葛光庭南下与国民党的何成浚等人进行谈判,这为此后的‘东北易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关于此事的描述还有葛平章先生收录的《“张家旗”换成“国家旗”》一文,内中称“早在1928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就曾派代表孔繁蔚、尹扶一来到北京,与张作霖派出的代表邢士廉、葛光庭接洽,对国奉合作、停止战争等问题进行磋商,后因皇姑屯事件而中途搁浅。”葛平章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表明葛光庭早已在奉系张作霖部积极活动,并取得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认可。

    葛光庭的斡旋是富有成效的。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皇姑屯事件”坚定了张学良尽早实现南北统一的决心,他接管东北大权后,加紧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和谈,并最终于1928年12月29日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东三省悬挂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南京国民政府就完成了统一。1928年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随着张学良的提升,葛光庭也出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顾问,代表张学良派驻北平办事处主任。

    “东北易帜”不光促进了国内的统一,也对蒋介石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因为此后不久,关内就爆发了“中原大战”。大战的一方是蒋介石,另一方则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就在战事胶着之际,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通电并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帮助蒋介石摆脱了危机。张学良的这个决策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葛光庭的影响,因为“在中原大战爆发前后,葛光庭一直代表张学良频繁来往于太原、郑州和北平,并与蒋介石的代表吴铁城有着密切的往来”。

    被迫出任胶济铁路委员长

    东北军出兵华北一事对葛光庭以后的工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张学良出兵华北后,东北军已经接收到新乡地界,平汉铁路黄河以北的部分也在掌控之内,所以,9月23日,张学良就任命葛光庭为平汉北局局长,并于1930年10月初正式接收了平汉铁路北局。从此之后,葛光庭就跟铁路打起了交道,不过,葛光庭首先负责的是平汉铁路而非胶济铁路,他之所以后来来到青岛管理胶济铁路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的郭方成先生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张学良与平汉铁路》一文,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原来,平汉铁路自建路以来即是兵家必争之路,加之路线从北京到汉口,绵延数千里,管理权的统一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块心病。当时,平汉铁路北段的管理权为平汉铁路北局,由张学良任命葛光庭负责,南段的管理权则攥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手中。时任铁道部长孙科,特别重视路权的统一。东北军接收华北后,他就拟定了南京方面的接收人员名单,让吴铁城去找张学良商量。张学良没有理会孙科的意见,仍按自己的既定方针办,平汉铁路北局依旧在葛光庭、郭恩海的主持下照常运转。随后,孙科计划用职务调动的办法取消平汉铁路北局,从而将整个平汉铁路完全掌握在南京政府手中。

    事隔不到一个月,孙科就出手了,他起初打算把葛光庭调任陇海局局长。据郭方成先生记述,吴铁城曾致电张学良,“拟调平汉路(北段)铁路局长葛光庭任陇海局长”。葛光庭自任北局局长后成绩斐然,正处于雄心勃勃之际,对于铁道部的突然拟调大为不悦,立即回电吴铁城,反复强调自己自接任后的工作状况,‘收回车辆,疏通货运,路线虽仅半途,日入已达三万’等,请求继任北局局长。张学良当然也不肯轻易放手,在他的坚持下,葛光庭的拟调一事暂时作罢,待全线通车后再议。

    没多久,博弈的又一个回合开始了,孙科还是用调离葛光庭的办法,这次是把葛光庭调任胶济铁路局。12月11日,铁道部委葛光庭为胶济路局长,拟定日內交接结束,即赴青岛就职。两天后,铁道部新任命的平汉路局驻平办事处处长郭沣抵平。不过张学良可不吃这一套,他致电孙科,“讲明近日北平各业纷推代表来津,请求平汉路局暂缓南移”。

    孙科知道自己说话分量不够,张学良这是在给他打马虎眼,只得抬出了蒋介石。12月16日,孙致电张学良:“平汉局移汉,以该局接近首都,便于指挥监督,且系奉主席令办理,敝部未便擅更,请即晓谕各界以免误会。”蒋介石的命令使张学良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改变。12月18日下午,张学良复电孙科:“奉悉已令葛委员长光庭,即日将平汉北段移交,并遄赴胶济局。”为了敦促平汉北局尽快移交,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发电报给张学良:“已兹为整理平汉路政,已饬该局何局长竞武趋见,希详赐指导,并希转知葛静岑兄即日交卸,速赴胶济路新任为荷。”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蒋主席钧鉴,关于平汉交替一事,遵已转令葛局长光庭知照,谨电陈复。”

    就这样,经过几番拉锯,北局终于移交。1931年1月11日下午,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赴天津,晋谒张学良,报告平汉路局交接经过。葛光庭在天津稍事休息,旋即赴青岛就职。从此,他就跟青岛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