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的妻子李峥 陈士榘之子:开国将领孩子许多过着平民生活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金汕等著 陈人康口述,人民出版社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那时候是那么单纯,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打拼,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也过着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

”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如果让我猜想他的身世,我会说这个人不是乡村教师就是老工人。若猜想他的上辈,我也依然停留在刚才那几个职业中。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1923年发起创办《岩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

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

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共产风。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农民,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经历了三年饥饿困难的日子,他深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哪怕丢官也要说真话。他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就不顾农民的死活!”邓子恢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实行联产责任制。邓子恢抱病深入调查,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邓小平也因此发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名言。     毛泽东起初是支持邓子恢主张的,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

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