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人疑顶替高考 一封实名举报信公开了秘密
灌南县是距离连云港市区最远的县城，也许是较为偏僻的缘故，这里很少得到外界的关注。今年6月，一封实名举报信打破了小县城的平静。信中称，如今在当地担任公职的一对小夫妻，多年前曾冒用他人学籍考入大学。
记者经过3天的调查发现，当年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并最终化名生活多年的人不在少数。一位亲历者向记者透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仅灌南一县，就至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当地相关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举报人名叫赵长江，是当地一家培训机构的老板。被举报的则是一对夫妻，丈夫孙大勇目前在灌南地税局工作，而妻子汪昌梅则为灌南高级中学的在编教师。据了解，赵长江和汪昌梅曾经在同一所学校共过事。今年年初，两人因为一些小事产生冲突，后矛盾一度加剧，甚至闹上了法庭。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开始一直叫他程大哥，后来才知道地税局的人都叫他孙大勇。但是他儿子却姓程，一家三口怎么会有3种不同的姓呢？我感觉到蹊跷，就找人查了一下，发现不对劲，所以就举报了。”赵长江说，就在他和汪昌梅夫妻的矛盾一度恶化的情况下，他突然从同学处得知，孙大勇一家三口有3种不同的姓。进一步查询后，赵长江发现了更大的秘密，汪昌梅和孙大勇实际上并非两人的真实姓名，“孙大勇真名叫程如法，他爱人汪昌梅的真名叫顾春丽。”
一家三口怎么会有3种不同的姓氏？6月15日，为辨明赵长江的说法，记者通过当地公安机关查询了孙大勇的户政信息，没想到，结果与赵长江所描述的完全一致。按照常理，子女的姓氏应该和父母保持一致，但这个奇怪的三姓之家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一家3姓的奇怪现象引起了赵长江的注意，而在进一步调查中，赵长江获悉，孙大勇一家之所以会出现奇怪的3姓现状，主要是因为，早在20多年前，这对夫妻在考大学时，冒用了他人学籍。得知这一情况后，赵长江随即在网上发布了一封实名举报信。
这封题为“连云港灌南县地税工作人员、灌南中学教师顶替他人学籍升学”的实名举报信彻底打乱了孙大勇夫妇的生活，举报信称，汪昌梅和孙大勇二人，皆非本人真实姓名，二人均是冒用了他人学籍上的大学，其中汪昌梅原名叫顾春丽，孙大勇原名叫程如法，两人的孩子就姓程，举报信也详细列出了二人户籍所在地，并称，冒名之事在二人的亲戚和邻居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6月15日，记者找到了汪昌梅的老家。当地村民对“汪昌梅”颇为陌生，但提起顾春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小三在县城教书，她爸爸是我们这有名的‘顾大将’，女婿在税务局。”一位村民介绍，顾家姐妹4人，顾春丽在家排行老三，其父亲当过兵，在村里颇有些名望。因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提起顾春丽，大部分村民都一脸羡慕。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了顾春丽的父亲。他向记者证实，目前在县城教书的“汪昌梅”确实就是自己的女儿顾春丽，女婿的真名也不叫孙大勇。不过，老人并不清楚顶替学籍的事情，他们只知道，女儿顾春丽先后两年参加高考，第二年考中大学，他们是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才知道，女儿的名字被改成了“汪昌梅”。
“我问她名字是怎么回事，她说学校让改的，说还能改回来。当时也没在意，都以为能改回来，后来发现改不了。”老人说，虽然女儿名字彻底改了，但是，生活上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回到村里，大家还习惯叫女儿以前的名字，在外面，则用这改后的名字。
采访中，顾春丽的父母向记者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按照他们的说法，因家庭贫困，顾春丽读书非常认真，高中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灌南县最好的中学。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高招录取率很低，在第一年的高考中，顾春丽未能如愿录取。“当时校长上家里来，动员她到白皂去复读。”按照老人的说法，为了让女儿回到乡镇中学读书，学校给出了优厚的条件，免除了顾春丽的学杂费。
这一说法得到了顾春丽本人的证实。6月16日，顾春丽夫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高考顶替他人学籍一事，不过，据顾春丽介绍，因家庭贫困，在白皂中学（当时的名称）领导的动员之下，她最终回到老家复读。顾春丽清楚地记得，高考前夕，学校老师曾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写，上面的名字就是“汪昌梅”。
“我问老师，老师说，就按照这样写，以后还能改回来。”顾春丽介绍，由于当时年龄较小，她并不知道顶替了他人学籍后，就无法再改回原来的名字，这意味着她要一辈子过上改名换姓的生活。
程如法所遭遇的情况与妻子相同，1992年高考失利后，他选择了复读，也正是在复读那一年，他被学校要求改名“孙大勇”。“我预考的成绩高出分数线一百多分，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顾春丽坦言，当年确实曾听说复读生参加高考，录取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不少，但因为成绩非常优秀，他们并非最终的获利者。
顾春丽和程如法虽然同为灌南县人，但两人老家并不在一个地方，上学时期也并无交集。1993年高考中，顾春丽顺利被淮阴师范录取，而程如法则如愿进入一所税务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后，两人又先后回到灌南老家工作，机缘巧合的是，改名换姓后的程如法与顾春丽在灌南白皂相遇了。“当时她在白皂教书，我在那边做税务工作。”程如法向现代快报记者介绍，直到两人相熟、恋爱之后，他才知道妻子也和自己一样，都因为顶替他人学籍参加高考，而过起了化名生活。
“那个时候，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其他的不知道，光我们学校，现在还有印象的就有四五个。”程如法夫妇介绍，像他们一样顶替别人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的灌南县较为普遍，光1993年的白皂中学，就至少有四五个类似的情况。而整个灌南县当时共有20多个乡镇，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所中学，再加上县城中学，当年究竟有多少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根本无法算清楚。而据夫妻俩透露，如今，不少当年化名高考的学生都在灌南县工作，有的已经成了当地政府的重要官员，但仍然用着别人的名字。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获得了一份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灌南县部分化名高考考生名单，如公安系统的石某，教育系统的王某、赵某等人，其中多人在当地机关单位任职，不少人已身居校长、副校长要职。6月17日，根据这份名单，记者辗转联系了部分亲历者，现任灌南县某中学副校长的杨某就是其中一例，据他坦言，参加高考时，本姓苗的他因顶替他人学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好在改后的名字与母亲同姓，回城参加工作后，他到当地公安机关将原来的名字改成了曾用名。
尽管名单上的很多人不再愿意提及过去的事情，据杨某估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光灌南一个小县城，就至少有一千人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了高考。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在当时，这样的情况已然成为公开的“潜规则”。
不够完善的高考制度、学生急于跳农门、学校追求升学率、户籍管理的松懈等共同将顶替学籍参考这种荒唐事推上了时代的巅峰，看上去，这似乎和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当事人估算的数据令人匪夷所思，尽管至少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说法无从考证，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获得的名单来看，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在少数。然而，顶替学籍和顶替高考成绩不同，顾春丽等人虽然用了别人的学籍，但仍然需要自己参加高考，最终也是通过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大学。令人想不明白的是，在当时的法律下，顶替学籍是一件明显的违法举动，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要冒险干这样的事情呢？
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记者辗转找到了顾春丽当时的校长汤某江（化名）。提起20多年前的事情，汤某江虽然对顾春丽的印象早已模糊，但他清楚记得，在当年的高招政策中，应届生有很多有利条件。为了拉高升学率，学校就想办法让一些成绩不错的复读生顶替一些应届生的名字参加高考，“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存在了好几年，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校有这个情况，全县、全市，可能全省都有这种情况。”
而据杨某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前有一个预考制度，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高考，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被挡在了高考的考场之外。另外，在预考阶段，应届生的过线分数比复读生要低，再加上学校也有应届生升学的考核压力，因而顶替辍学学生的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程如法、顾春丽夫妻假冒学籍的事情遭人举报后，当地纪委也曾介入调查，并向媒体回应了相关调查情况。据了解，顾春丽夫妇假冒学籍事件发生时，灌南县还属于原淮阴市辖区（现淮安市），而灌南县纪委从淮安市教育局调出的高招文件显示，当年高考预考，应届生按75%过线的比例划定分数线，而往届生过线的比例是25%，不能通过预考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杨某等人的说法。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远不止灌南县一个地方，江苏乃至全国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山东潍坊市昌乐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王立庆介绍，他身边也有不少人被复读生预考不平等分数线“逼”上了“冒用学籍”的路。此外，如今在东南大学任教的王志峰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据他介绍，为了能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当时确实有不少人采取了顶替学籍这种特殊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