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王根英 抗日英烈王根英:让陈赓守节三年的抗日女英雄
1926年,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全市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取得了胜利。但怡和纱厂的资本家异常顽固地坚持,开除以王根英为首的40名工人,增加工资不予兑现。当时正值上海经济萧条之时,为了维持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工会只好同意了厂方的条件。从此,王根英离开了她多年战斗的怡和纱厂,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王根英离开工厂后,先任上海沪东区女工部长,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委员,参加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二次起义失败。第三次起义,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的领导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并进行了严格的军训。
王根英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哥哥的反对,把周恩来带给沪东区的部分枪支和区部委购来的弹药藏在家里。1927年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命令:中午12时全市罢工,紧接着工人武装起义。
王根英负责运送起义用的枪械。当起义队伍行至华德路时,她将藏在家中的枪弹分发给工人纠察队。在商务印书馆门前,起义队伍和巡捕发生了冲突,展开了一场搏斗。搏斗中王根英亲手从巡捕手中夺获了一只手枪。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工人纠察队攻克了警察局、电报局、兵工厂等重要部门,占领了全上海,起义宣告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选举了上海市市民政府,王根英当选为政府委员。
第三次工人起义没几天,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员遭捕杀。根据党的指示,王根英转移到武汉。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根英出席了大会。在这次会上,王根英和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陈赓相识、相爱,不久结婚。
6月,王根英又参加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7月下旬,陈赓随周恩来乘船秘密赴江西参加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王根英则回上海从事中共中央的地下交通工作。
同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筹建了中央特科,以加强对付敌特机关。1928年4月,中央特科又成立了情报科。陈赓自南昌起义后腿负重伤,历险辗转到了上海,此时伤已基本痊愈。中央决定陈赓化名“王庸”,出任情报科科长,负责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
为了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工作,党组织特地安排王根英和陈赓住在一起,以家庭为掩护开展工作。为了避开特务的视线,他们经常搬家。每次搬家,他们都选择出路多,易躲避的住址。为了保护陈赓和中央情报工作的安全,王根英总是细心观察周围的动态,注视一切可疑之处,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局面。
对于警察的盘问、特务的打探,王根英都机敏地应付过去。后来,他们的儿子知非逐渐长大能说会跑了,王根英更是小心谨慎,从不让孩子知晓自己家住址号码,也不告诉儿子父亲的真实姓名。
有时陈赓带枪回家,把枪藏在枕头下面。一次小知非独自出去玩,看到街上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着的枪,忽然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我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知非,并紧随知非到家门口。
幸好遇到王根英出来找儿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王根英立刻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秘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印度巡捕从王根英从容、自然的神情中看不出什么破绽,只好怏怏离去。
三年的地下工作,王根英协助陈赓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并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了严密的关系网,营救了许多被捕同志,保卫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1931年4月,发生了顾顺章叛变投敌事件。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同陈赓共事四年多,彼此情况十分熟悉。顾顺章叛变,严重地威胁着党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特科采取了紧急措施,一夜完成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大转移,以最快的速度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将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陈赓与叛徒们进行了殊死较量,王根英也做出了应有贡献。
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王根英先是隐蔽在一个朋友家,8月至9月随陈赓携儿子一起转移到天津工作。10月陈赓奉命赴鄂豫皖红四军工作,王根英带着儿子又回上海沪东区继续做工运工作。
这时党派帅孟奇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工作。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上海各界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王根英以工人反帝大同盟的名义组织了工人救护队、担架队,千方百计搞药品,夜以继日奔波于前线救护,运送伤员。
淞沪抗战结束后,王根英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党派刚到上海的女大学生夏之栩做她的秘书。她们先后领导了香烟厂、套鞋厂等厂的罢工斗争,彼此配合默契,建立了很深的友谊。1932年底王根英和夏之栩还举办了一期工人干部训练班,刘少奇还常到训练班给学员上课。
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12月,王根英在上海被捕,先后被押至巡捕房、公安局、宪兵司令部,经受了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的考验。1934年9月经上海公堂会审,王根英被判八年徒刑,关进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
这里关押着曾和王根英一起工作过的帅孟奇、夏之栩等许多女共产党员,她们又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以特殊的方式同敌人进行斗争。王根英入狱后很快成为狱中对敌斗争的骨干。他们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和洗碗等一切机会传递消息,研究对敌斗争策略。
为了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她们先后进行了多次绝食斗争。1934年下半年,为了反对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她们进行了第三次绝食斗争,王根英以顽强的毅力鼓励难友坚持到底。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狱中生活得到改善,并赢得了学文化和家属探监送东西的自由。王根英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刻苦的学习文化知识,还学会了刺绣技术。她亲手在狱中为儿子绣了一只枕套留做纪念,这个枕套成为她宝贵的遗物。
1936年秋,国民党当局将“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转移到设在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妄图以狡猾的感化手段来瓦解这些战士的意志。到“反省院”后,她们被按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借口不识字被编在以学文化为主的三班。院方规定全体犯人每天都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课,王根英和难友们故意喊听不懂,闹得教员只好改教她们学文化。敌人阴谋又失败了。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8月19日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首都反省院”,在政治犯的名单中看到了王根英、夏之栩等,马上向院长提出要见她们,院长满口答应。
当王根英和夏之栩等三人从牢房出来看见周恩来、叶剑英时,一下子惊呆了。意外的会见使她们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叶剑英说了句:“还认识我们吗?”她们才如梦方醒,高兴地扑了过来。接着周恩来向院长提出要把王根英三人带走。院长说要保单,周恩来马上说:“我和叶剑英做保!”王根英、夏之栩她们终于脱离了牢笼。
王根英出狱后,随同周恩来经陕西西安于8月26日到达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在这里王根英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陈赓。陈赓在8月27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我们竟夜之谈,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
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王根英到云阳时正值八路军出师抗日前夕,部队忙于整编。几天后,陈赓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之职,准备率部出师抗日到山西前线。9月15日,王根英告别了陈赓,于次日步行去延安。陈赓给她一匹编制以外的瘦马以期对王根英稍有帮助。离别时陈赓心潮起伏,王根英流出了眼泪。
王根英到延安后先入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后到《新中华报》报社工作,1938年秋被调任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学校任教导员。财校学员是边行军,边上课。由于多年牢狱折磨,王根英身体很差,部队为她配备了一匹骡子,供她行军时骑,但王根英却一直让伤病员骑着。王根英以往的战斗历程和在抗日前线的艰苦奋斗精神,使她成为学员们的光辉榜样。
1938年初,一二九师主力越过平汉线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不久,王根英随师供给部率财校师生也到了冀南。冀南是平原地带,敌伪力量很强,斗争更加残酷,供给部和财校也不断遭敌袭击。1939年3月8日,王根英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东南的前后王家庄,黎明前突然接到报告,有数百名日伪军向驻地奔袭而来。
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先把骡子牵到卫生队去驮伤员,自己最后随警卫部队撤离村子。当撤至村口时,王根英忽然发觉装有财校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这时敌人已经冲进村子,她却坚决返回村子去取。当部队派人接应她时,这位党的优秀女儿已壮烈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挎包还被她紧紧抱着。王根英牺牲时年仅31岁。
当战斗在太行山的陈赓听到噩耗时,悲痛至极,他在日记中只写下:“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并从此中断了一个多月他坚持多年的日记。他深情地悼念王根英,也怀念着他们留在上海的儿子。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才找到正在上海一家外商西餐馆当仆役的儿子王知非,把他接到身边。
在太岳沁源县,父子相见。陈赓的第一句话就是:“党的‘七大’悼念革命先烈的时候挂了你妈妈的遗像,杨秀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伯伯在冀南找到了你妈妈的坟墓。”
1948年,王根英烈士的遗骨由南宫县移葬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