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棠口述: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

口述/刘庆棠 采访/陈徒手(历史百人会成员)

采访小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金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们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他曾经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1976年以后又被视为“四人帮”核心分子,关入秦城监狱多年,1984年因病假释出狱。

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艺术成绩和政治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副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 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 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 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派人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而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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