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孙中山都没动手 蒋介石结果了他
唐绍仪为人正直，富有才干，他与袁世凯闹翻是因为他的思想倾向民主共和，这与他少时留学美国有很大的关系。而他与孙中山虽然在政治理念和实践方面存在分歧，但无可否认的是，唐绍仪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唐绍仪的父亲唐巨川是上海颇具实力的茶叶出口商。他的族叔唐廷枢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在李鸿章麾下办理洋务，经营和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著名企业，深为李鸿章所器重。生长在这样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家庭，唐绍仪的成长之路自然和一般官宦人家的子弟不同。1874年唐绍仪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
初回国的留学生都要去拜见李鸿章，由李鸿章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安排去处。唐绍仪戴着假辫子跪拜在李鸿章脚下，假辫子不慎滑落，唐惊恐万分，不过李鸿章倒没对他怎么样，安排他到天津海关工作，在大清当公务员，辫子还得重新留起，民主共和只能藏在心底。
1882年11月，李鸿章推荐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赴朝鲜“襄办”外交及海关事务，李鸿章还向穆麟德推荐了唐绍仪及其他5名留美幼童作为助手。当年12月9日，唐绍仪随穆麟德到达仁川。此后，他在朝鲜一呆就是16年，在这里结交了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袁世凯。
1891年9月，袁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直到1892年5月10日才假满回任。在这期间，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袁的职务，长达7个多月，由此可见袁对唐的信任。在袁世凯的保举之下，唐绍仪升官也如同火箭，到1892年已经混到三品衔，仅次于“二品衔补用道”袁世凯，成为甲午战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
190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
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1911年10月，武昌军兴，11月，南北议和被提上日程。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出了在上海赋闲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2月5日,伍廷芳被任命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这边，自己信任且能够得上伍廷芳量级的只有唐绍仪，伍、唐二人都是广东人，一个留英一个留美，都有驻外使节的经历，都当过清朝的二品官，都是弱国外交中为数不多的“谈判专家”。
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第一任内阁总理。经孙中山同意，他加入了同盟会。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但是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1912年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唐绍仪与孙中山的交往始于南北和谈时期，二人一见如故。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之后，唐绍仪只在天津短暂停留后，便移居上海，但并未脱离政坛，并很快与孙中山站在了一起。1912年8月，他加入了由同盟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5个党派组成的国民党。
1915年的护国运动中，他与孙中山共同反对袁世凯称帝，作为上海反帝派的中心人物，付出了相当的努力。袁世凯死后，他又和孙中山并肩作战，共同反对皖系军阀操控北京政府。1919年第二次南北和议时，唐绍仪担纲重任，作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在一年多的艰苦谈判中，始终高举护法大旗，并在次年应孙中山之命，成为二次护法运动的四总裁之一。
从1920年年底军政府重新建立，到1921年5月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成立半年的时间里，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日益凸显。唐绍仪企图组合稳健派的大政党，而孙中山三却提倡建立新的革命党。唐绍仪始终希望通过调和、平衡和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南北对峙这样的重大问题，孙中山则毫不迟疑地坚持革命斗争的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待国会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面对护法运动未能达成的目标，孙中山主张采用激进的手段建立革命政权，武力北伐，统一中国。唐绍仪则力主召集正式国会，通过“政党政治”与北洋军阀平分政权。
徐世昌出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后，孙中山立即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出兵北伐。唐绍仪却依旧坚持只有联省自治才能获得全国统一，对于广州政府财政总长的任命，他称病拒不履职，并携带家眷返回唐家湾。唐绍仪与孙中山十年政治上的合作，终究因为彼此的政治理想不同而告终结。此后，两人依然保持着私人友谊，并未因此而致反目，可谓君子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