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首任宰相李善长为何不得善终?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牵连。然而所谓胡惟庸的谋反案(详见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还是棋子》一文)本来就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现在细读李存义父子的供词,颇觉有味。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如果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怎样的感觉?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长这样已经得到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长于世故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那样轻率呢?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坚决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目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李善长绝非因胡案而死,还有一个证据。朱元璋炮制胡案,其本来目的,就是要大张罗网,勿使一个他不待见的人轻脱,如果真的查到了李善长家族与胡案的瓜葛,哪怕这种瓜葛若有若无,以朱元璋雄猜好杀的个性,他也会穷治到底,怎么可能大发慈悲网开一面?

李善长非因胡案而死,那么是不是死于政敌的攻讦和诬陷?不能排除这一层考虑。李善长在明初政坛上,一直是作为淮西集团的首领而出现的。李氏家族势力很大,同时必然也积怨很多,在其旧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问题,对李善长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在办理李善长案的过程中,这些人非置李氏于死地的面目,也是暴露得相当充分的。然而在明了这一层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以李善长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积累的深厚势力,除非皇帝突然将风向扭转,否则满朝文武谁能将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长君臣之间刚刚出现极微小的一点阴影时,属于非淮西集团的杨宪等人就嗅出了点异味,轮番向李善长进攻,指责其“无宰相才”。应该说,杨宪等人的嗅觉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没有把握住,以为皇帝有些嫌恶李善长就是要抛弃他了,结果终究没有摸准皇帝的脉搏,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证明,政敌的明枪和暗箭,对李善长都不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能够置他于死地的,只不过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堪称这条原理最形象的阐释。

“别离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轻易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并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布满朝堂,势力盘根错节……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放心吗?何况,这个人是朱元璋!

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对此,明末顾起元一言中的:“信国(汤和)之谨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远迹以自引,则益厚其疑。”顾起元的意思是,汤和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忠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怀疑,而李善长就不同了,他是以谋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放心。顾起元分析得很对,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还是一目了然的。

李善长只有不得善终而死,除非老天让他短命。从史籍中分析,实际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几次当着大臣的面说李善长无相才,明末著名史学家史迁说得很干脆,他断定朱元璋即位后即开始厌恶李善长。的确如此,《明史》叙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开始在他头顶盘旋。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可能难免想起了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个人的种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正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降落到了人间……

《明史》为了彰李善长之罪,说“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贵富极,意稍骄”云云,李善长性格上的这种缺陷,或许确实有,但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长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