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伴娘坠楼事件引发的关于伴郎闹婚现象的思考
社交媒体上，“22岁伴娘坠楼身亡”的消息TOP1了，婚礼瞬间成葬礼，这大概算是悲剧中的极致了。事件的有用信息增量并不多，主流媒体和大众声音基本都是在生产情绪流，将矛头直指“闹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闹婚这种习俗已经快被“污名化”。只要是在婚礼上发生的不快，往往都会直指“闹婚”。可想而之，闹婚在这个时代里，早已不被待见。
物欲太盛的时代，道德的底线就容易模糊。譬如，闹婚这种古老习俗，早已经被破坏的面目全非，留下的只是跌破眼镜的尺度和直男癌泛滥的印记。新人结合，闹婚本是一件缓和气氛的插曲，不闹也不热闹，可是要闹也应该有一定尺度，不然愉快喜悦的氛围，有可能就瞬间被另一种不快冷却。
多年来，舆论一再批驳粗俗的闹婚，但仅限于言论上的抨击。只要当事人高兴，就算旁人看不下去，似乎也没什么好直接插手的办法。毕竟，这是人家的私人闹剧，看不惯可以不看。不过，底线在任何事情上都有相应的尺度，一旦被打破，就不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只要发生的逻辑相似，受伤的平面对应，自然就是一个必要的社会问题。
由“闹婚”引发的不快，大抵伴郎是始作俑者。现在的闹婚不用脑子，基本上拼得是体力和贱性。只要足够不要脸，就能搅动山河，平定洞房。媒体时常会报道各种闹婚惨剧，不外乎就那么几种类型。“新娘被伴郎猥亵”，“伴娘被伴郎猥亵”，“新郎被伴郎吊打”，场面的尺度，报道看多基本上可以自行脑补。
当然，这些还是算常规粗鄙，因为没出人命，媒体和大众也只是窥探的角色，批评归批评，围观归围观，风声过后，依旧草长莺飞。不过，当闹婚涉及人命的时候，似乎就没那么简单了。人毕竟是万物的尺度，人命都没了，再谈什么闹婚的喜乐，似乎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扯淡。被闹者悲剧，闹者也是悲剧。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伴郎都是闹婚的“主导者”，常人和名流之间基本上无差别。有一段时间内，新人被闹出人命，舆论上不停的喊打，这也导致被闹的对象开始转移，最终的落脚点自然还是选择“弱势群体”，伴娘自然就成为被闹的替补，这基本上已经成为闹婚的显学。
伴娘受到侵害的闹婚现场，相信报道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人碍于熟人情面，不太好意思撕破脸去维护个人权利，只能硬深深喝下这碗馊汤。面对伴郎这个大杀器，不管是伴娘还是婚礼现场的任何人。因为，婚礼所加持的特权，伴郎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闹，只要不出人命就可以无上限的胡闹，这或许已经成为很多闹婚者的潜规则。
可是，闹婚毕竟没有预设，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被触发，这种时候伴郎们就已经利刃在手，稍有不慎就可酿成大悲。很多人说，不能以一撮人打翻一船人的逻辑去钦定这个事情，毕竟不堪还是少数。可是，从根源上讲，有可能一个平时很老实的人，因为婚礼上的加权，便把内心深处的丑陋瞬间释放，该上演十八摸就十八摸，这大概就是人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伴郎的杀器属性，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性，这跟大环境下的加持有很大的关系。这就像老实的小媳妇进了城，就容易被灯红酒绿给推向不归路。在小地方的时候，有需求无刺激，但并不代表没有欲望。一旦时机成熟，刺激到位，很多不堪就自然显露。
在这一点上，伴郎和乡村小媳妇的水平没什么区别。杀器从来都有，只是看干什么用，很多人知道自己是杀器，所以完善自己困住杀心，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杀器，却无意伤人，走向悲剧，这大概是人间常事。
所以，在粗鄙时代，有时候拼得不是出头姿势，反而看的是一个人困住内心“杀器”的能力。伴郎已经快被“污名化”，这不是个好事，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就像我们可以封杀了全部“会所”，但也难敌暗号里的“天上人间”继续嚣张。
凡事还是要治本，尤其对于那些“大杀器”，糊弄就是一种屠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