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也看走眼 盘点被假古玩坑了的古代名人
汉文帝为求长生收下“神杯”
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晚年祈求长生，于是一位名叫新垣平的方士投其所好，以假文物来讨好他。史载，新垣平让人在一只普通玉杯上刻了“人主延寿”四个字，诡称是一位神仙送给汉文帝的“长生杯”。此骗术虽然拙劣，但汉文帝求仙心切，于是欣然收下了这只“神杯”，放置在宫中，他还赐予新垣平大夫的官位。
得手后，新垣平继续以假古董蒙骗汉文帝，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新垣平告诉汉文帝：“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汉文帝兴建庙宇，想通过祭祀让周鼎重现人间。
新垣平在汉文帝面前装神弄鬼，屡屡得逞，得意之时，却不知丞相张苍和廷尉张释之已暗地里派出密探去监视他的行动。经过一番调查，密探终于查出了那个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并从其口中得知所谓“周鼎”也是伪造的。张苍和张释之立即上书，赶在“周鼎”出土前向汉文帝告发新垣平。大梦初醒的汉文帝当即下令革去新垣平的职位，把他交送廷尉张释之审问。新垣平一见张释之的威严，吓得魂飞天外，一经审问他没法抵赖，只好把前后欺诈的经过和盘托出。张释之判他欺君之罪，结果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让项元汴痴狂的假古琴
项元汴是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他号称“古狂”，爱好收藏金石遗文、法书名画。有一次，项元汴得到一张铁琴，琴上印有“天籁”二字。项元汴得琴后爱不释手，将其置于自己的藏书楼中，随后又将此楼命名为“天籁阁”。
一张铁琴为何受到项元汴这般青睐，原来它竟是“晋朝制琴名家孙登所斫”。此琴为仲尼式，长约1.2米，重十斤六两，系黑铁锻造而成，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细冰裂纹，琴背铸有两个八分大字：天籁，其下有嵌金丝小篆“孙登”款，并“公和”篆印。
在项元汴死后几百年间，这张琴辗转流传，民间学者围绕此琴进行了大量研究，最终却认定它是一件“赝品”。鉴赏家们从式样、材质等方面对这张铁琴提出了质疑：古琴取仲尼式，要到晚唐才时兴，两宋才流行开来;至于铁制的乐器，一些复杂的工艺问题更是要到宋元之后才得以解决，就此看来这张古琴的制作年代不会早于宋。一些古文字学家也认为，铁琴上的“天籁”“公和”两款题名皆为长方形的均整规则小篆，起住皆为圆笔，这与晋人的书写风格完全不同。至于这张古琴的真实制作年代，学界经过审慎考虑，多倾向于“元代”。
如今这张让大藏家项元汴都看走眼的古琴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纪晓岚喜得16块“稀世假墨”
清代的古玩造假手段较明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政治家、文学家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一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案例：一日，纪晓岚在京城集市“淘宝”，他看中了16块所谓“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之墨”，这些墨装在一个旧盒子里面，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
罗小华名龙文，是明代制墨业歙派代表人物，他以桐烟制墨，墨品极佳，时人称其“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一螺值万钱”，并有“当朝第一”之美誉。罗氏制墨传世稀少，极其珍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一池春绿”墨，由于罗氏没有墨谱传世，依他人著录，才知此墨为罗氏作品。
纪晓岚一下子得到稀世珍宝“罗小华墨”16块，喜出望外，捧回家端详了半天，一时兴起，还准备使用一番。可这一用却露了馅，原来这16块墨竟全是泥抟的，造假者只是“染以黑色”，上面还挂了一层白霜，所以看上去古色古香。
事后纪晓岚自嘲道：“或以取贱值，或以取便易，因贪受饵，其咎亦不尽在人。”与纪晓岚同时代的状元钱文敏在评价此事时则说：“稍见便宜，必藏机械，神奸巨蠹，百怪千奇，岂有便宜到我辈。”
乾隆帝视假《富春山居图》为真品
乾隆皇帝一生收藏蔚为大观，但他也有打眼的时候。1745年，一幅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他还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玺印。可没想到，第二年他又得到了另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富春山居图》。
其实，乾隆皇帝得到的第一幅《富春山居图》是赝品，后世称之为“子明卷”，而第二幅“无用师卷”才是黄公望的真迹。“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明代画家邹之麟等人的题跋。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
耐人寻味的是，得到真品的乾隆皇帝依然将伪造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视为珍宝，把它时时带在身边，屡屡题赞，并编入《石渠宝笈》;而对于真迹“无用师卷”，乾隆帝一方面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另一方面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画作买下收藏。后世认为，乾隆帝之所以颠倒黑白是怕世人知道自己鉴定错误，故而将错就错。
1816年，翰林院编修胡敬等奉嘉庆帝之命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始得以正名获编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