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方从非洲押回电信诈骗犯开庭 张凯闵和林金德获刑15年
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此案。作为窝点组织管理者的两名台湾人张凯闵、林金德刑期最长，均领刑15年。这也是跨境作案的台湾电信诈骗分子首次在大陆被审判。
事情经过：2014年11月29日，肯尼亚内罗毕“46号”别墅起火。火情被控制后，肯尼亚警方觉察到屋内有蹊跷，一共有30余名中国人居住在这个两层别墅内，现场还散落着几十部电话、语音网关和电脑等物品。肯尼亚警方马上起疑此处是一个电信诈骗“窝点”，他们以涉嫌“非法架设电信设备罪”逮捕了在场的23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和13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嫌疑人随即被遣返回中国。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金融犯罪检察部副主任孙晴是此案的检察官，她对本刊记者讲述了由此引发的系列案件。她告诉我们，以嫌疑犯从案发地肯尼亚被押解回国的时间点——2016年4月13日为节点，这一案件被称为“4·13”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她说，在这次押解过程中，肯尼亚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中有多人频繁要求上厕所，形迹可疑。随后，一部手机在机场停留区厕所内被发现，多条可疑电话和短信曝光，号码显示来自中国的台湾地区和大陆。当地警方按图索骥，三天后，另一个疑似电信诈骗窝点“201号窝点”浮现，张凯闵、林金德等22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和19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落网。
戏剧性的是，在甄别张凯闵、林金德管理的“201窝点”的电子证据时，恢复的电脑数据中又现可疑，其中一些“返乡订票记录单”显示，该窝点的负责人及其部分成员曾在2012年两度进入印度尼西亚。之后查实，部分人员在来到肯尼亚之前曾在印度尼西亚两度进行电信诈骗。随后，11名曾在印尼参与电信诈骗、而后返回大陆未赴肯尼亚继续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又陆续被缉捕到案。至此，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远涉非洲的两个跨境电信诈骗窝点曝光，相关的77名犯罪嫌疑人、物证均交由大陆警方遣返回中国。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了这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诈骗窝点为台湾人组织，招募大陆和台湾地区居民赴肯尼亚充当“话务员”。他们假冒北京、上海的公安及检察机关人员，通过越洋网络电话，以审查中国公民个人账户的名义骗取总额达2900余万元的赃款。受害者来自北京、江苏、山东等地，共185人，其中金额最高的一笔案额超过400万元。
这种骗术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类似的骗局就已出现在台湾地区。20年间，它从台湾传入大陆，荼害无穷，因遭遇电信诈骗而家破人亡的惨剧频频发生。2015年12月，河南一雄姓菜农因被台湾诈骗分子骗走了1万元，在汇款的农业银行门口上吊自杀，他原本希望用存下的这笔积蓄做点小生意改善生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2016年4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还有一名来自吉林的女士因电信诈骗而跳楼自杀，犯罪分子骗走了她丈夫的死亡抚恤金。
“4·13”诈骗案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77名被抓捕并遣返的犯罪嫌疑人中，44名是中国台湾籍。而在近年破获的多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中，中国警方也发现，类似的诈骗分子中有很大比例是台湾籍人士，且多为团伙头目或领导层级。而据公安部门统计，2015年，全国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金额222亿元，其中100多亿元被卷入台湾。而在2014年，107亿元电信诈骗赃款有80余亿元在台湾被取走。2017年1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了此案。
“电脑手”、“警察”和“检察官”
去肯尼亚前，台湾人王玮琨对外声称，他要去一个非洲的“公司”上班。王玮琨有海外留学经历，但在台湾投资失败，债台高起，为了挣一笔“快钱”，他在2016年10月来到肯尼亚。
肯尼亚时间每天凌晨3点，王玮琨就开始了工作。这家“公司”按照北京时间作息，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因为能力优秀，王玮琨在“201号窝点”担任“三线”话务员，他在二层楼有自己的单独房间。等级次之的“二线”话务员两人一个房间。“一线”话务员有十余个，他们一起挤在一层客厅里接听电话。“一线”话务员多数由大陆人担任，他们技术不甚熟练，到非洲先培训，每天记背“话术单”。
一天的诈骗工作由“电脑手”开启，由他按下发送键，成千上万条语音包信息从“公司”的网络电话平台飞出，穿过大陆运营商的通讯线路，到达被选定的大陆手机号。“您的医保信息被泄露”“您有一个快递未查收”，语音包先抛出诱饵，接听者随后会听到一句“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按9键”。
担任“电脑手”的台湾人刘泰廷在庭审现场供述，窝点管理者一天指定一个要诈骗的省份，如选定了山东，他就会查询山东手机的号码段，系统即可群发语音包信息。
海量诱饵被抛出，若有人咬钩，“一线”话务员就登场了。他们自称是快递公司或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来电者的“快递里是护照”或“医保卡消费异常”。电话那端往往会质疑，表示自己并未办过签证或近期未使用医保卡。“一线”话务员这时会说：“您的个人信息已泄露，如需报案，请按×键....”
电话被转接给“二线”，“二线”冒充警察。“警察”开始引导来电者说出姓名、家庭情况、职业、收入、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随后，他先挂断电话。不久，一个以“010”开头，显示为相关公安局公开号码的电话响起，受骗者将被告知，经查实，其已是相关经济犯罪嫌疑人，或涉嫌洗钱犯罪。受骗者急于自证清白。“警察”继续严词诱骗，称需要受骗者将个人账户余额转移至“安全账户”，让公安机关审查。如果电话那端还有疑虑，就需要像王玮琨这样的“三线”出场了。
“您涉嫌经济犯罪，需提供财产明细，请按#键转接检察院??”有人按了#键，在王玮琨冒充的北京检察院金融犯罪科“科长”的电话指示下，一步步在ATM机或网银上向一个“安全账户”进行转账。为了增加可信度，在打电话时，话务员们会播放预先录制的公安局等场景的背景音。同样的做法还包括，他们会提醒“客户”拨打114查询来电是否为公安局电话，但这些越洋电话早已通过改号软件做了修改。
孙晴称，“4·13”案件的受害者涉及面较广，从事各行各业，也包括各种学历水平。他们对此类诈骗并不熟悉，在听到涉嫌犯罪时急于自证清白，或担忧信息泄露资金有安全威胁，而一步步掉入诈骗陷阱。
跨境诈骗产业链
46岁的林金德是台湾台中人，他是惯犯，早在2011年，他就在台湾岛内从事电信诈骗，去肯尼亚前还多次前往印度尼西亚行骗。在印尼，他先担任“电脑手”，因为业绩优秀，被提拔为“201号窝点”的负责人。
被抓获时，“201号窝点”刚在肯尼亚开张一个月。林金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肯尼亚窝点的作案方式与此前“基本一致”。“201号窝点”从2016年1月开始招人，两个月就在台湾和大陆招了41名话务员，多是“文化程度低、不好找工作的人”，其中还有很大比例从事过电信诈骗。林金德告诉他们，若被发现，就说是来“旅游的”。
林金德生活的台湾地区，是跨境电信诈骗的发源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台湾社会深受其扰，在多方打击下，当地民众提高了警惕性。2003年，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开始将诈骗目标对准海峡对岸的福建，其后又蔓延至中国其他地区。随着受骗者增多，中国于2007年开始打击这种犯罪，诈骗分子在2009年后将犯罪窝点转移到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并招募两岸居民当话务员。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随即联手打击，他们又远涉非洲和欧洲等地区，足迹逐渐扩散至全球。驱使他们远征的是电信诈骗的暴利。一位担任“三线”话务员的台湾人向媒体透露，他在肯尼亚3个月就挣了20万元。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地域分布
暴利之下，围绕着跨境电信诈骗的一整条地下“产业链”铺展开来。现公安部副部长王小洪曾结合多年刑侦经验，在一篇论文中分析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台湾地区的跨境电信诈骗呈现明显的“职业化”特征，各环节高度分离，“搭建诈骗网络电话平台”“拨打诈骗语音电话”“到银行开户卖卡”“提取转移诈骗赃款”等各个环节都有人专门负责。
远征外国的是“话务组”，他们随身携带着诈骗集团编写的“话术单”和“问答单”，其中详细记载着冒充“医保局”“公安局”等不同身份人员实施诈骗时的“话术”策略。孙晴告诉本刊记者，用“快递”和“医保卡”作为诱饵，是犯罪分子结合大陆地区近年的社会现实而更新的“话术”。
在国外，话务员被要求深居简出，证件和手机统一管理，但允许和家人进行联系。他们由台湾组织者安排食宿和日常生活，有统一的作息时间。“4·13”案件罪犯曾供述，在每日开始工作前，“公司”会开会布置任务，每日工作结束后也会进行总结。
按照行规，话务人员每月根据等级按不同比例提成。“4·13”案件的一位话务员曾向媒体透露，“一线”的工资为“底薪+提成”，每月5000元加成功诈骗金额的3%，“二线”提成比例为4%至5%，层级最高的“三线”则可以拿到8%。若业绩优秀，他们还可逐步升级，甚至升为管理者主管新窝点。
记账分成、发放工资的团队一般设在台湾，称为“水房”。“水房”从“车手组”处获得赃款。专门转移诈骗财产的“取款组”被称为“车手”，也多设在台湾。“话务组”罗织骗局诱使受骗者深入的同时，会同时和“取款组”联系“叫车”（指提供可用的“安全账户”）。一旦受害者说出银行账户，“取款组”立即提供相应银行的“安全账户”对接。钱一入账，短时间内就被转移。
在台湾，还有“车手团”专门研究如何快速转移、分解赃款，为诈骗集团提供服务。媒体报道称，一位天津受骗者在2013年9月被骗走697万元，警方发现，他的钱先被转至70余个账户，又被转至130余个账户，最后在台湾陆续被取走。
隐藏最深的是跨境诈骗集团的头目“金主”，他们常以“连锁店”的方式在各地开设诈骗“公司”。2010年，台中地检署发现一个诈骗集团“金主”在台湾地区开设了近30处窝点，在大陆、印尼等地又设有10处窝点。为了安全，设在域外的诈骗窝点一般仅运行几个月，而犯罪分子也常在短时间内将骗取的巨款挥霍殆尽，从而使追缴赃款的难度加剧。
中国刑警学院刑侦系教授许昆在一项研究中分析，在20年间，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经历了从“台湾——跨海峡两岸——第三国（地区）”的演变，诈骗手法也推陈出新。例如，诈骗“话术”就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迭变：从中奖通知、亲友出事、遭绑架诈骗到银行卡被盗刷，再到假称“你有一张法院传票”，近年又出现假冒公务人员要求查询被害人账户。
因为“挣钱快”“处罚轻”，在台湾，有近10万人以面向大陆实施改号电话诈骗为生。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电信诈骗的发案数量年均增长20%至30%。2015年，以台湾人为骨干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实施诈骗犯罪占全国发案案件的20%，但造成的损失占比却高达50%以上，千万元以上大案要案基本都为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实施。孙晴告诉本刊记者，“4·13”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年龄多在20岁到30岁之间，中学学历者居多，其中有一人刚刚成年。
阻击困境
“4·13”案件的宣判备受社会各界瞩目，其后折射了跨境电信诈骗长期面临的赃款难讨、追责困难的处境。这是大陆第一次从境外将台湾犯罪嫌疑人押回审判，而在此前，被抓捕的嫌疑人被送回台湾后，多有被轻判又重操旧业的例子。
犯罪成本低让电信诈骗在台湾地区广受诟病。台湾未对电信诈骗单独立法，只以普通欺诈审判，最高刑期为5年。林金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其2011年曾在台湾被捕，但当时的窝点负责人只被台中市法院判了1年零10个月，他被关了6个月就放出了。
一项数据显示，电信诈骗者在台湾被判处刑罚的不到10%。2016年4月15日，几乎与“4·13”案件同时期，20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马来西亚遣送回台湾。但因相关犯罪证据掌握在大陆警方手中，这批嫌疑人到达台湾机场后就被释放。此事在台湾岛内引发争议，有台湾媒体刊发评论称，此举将使“社会治安付出代价，无辜民众继续受害”。还有媒体报道，一位被骗取了钱财的大陆居民，费尽周折追踪到“车手”在台湾被抓，但他赴台湾讨公道时，却发现其已不在押。
北京警方曾公开表示，大陆公安机关虽采取各种措施追赃，但截至2016年4月，仅从台湾总共追缴回20.7万元人民币，其他案件赃款绝大部分被台湾犯罪嫌疑人转移、挥霍。
猎财的暗网也捕获了不少大陆的公职人员。其中一起震动舆论的案件发生在2015年12月29日，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财务主管兼出纳杨某先后遭遇自称是“农业银行总行法务部”和“上海松江公安分局”的电信诈骗，将该局账户上1.17亿元资金转移出去。由于案情重大，当地公安局投入500余名警力展开侦查，最后追踪到一个由台湾头目在非洲乌干达搭建的诈骗窝点。2016年1月，6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其中10名为中国台湾籍，涉案资金上亿元被冻结。
许昆分析，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正在呈现个案损失不断攀高、瞄准目标更加精准等特点，并且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范围愈广，犯罪集团规模不断壮大。在2009年向域外转移后，台湾电信诈骗集团的涉案数额屡屡攀高，曾制造“2010年3月29日深圳群众王某被骗2264万元案”“2010年11月2日云南群众揭某被骗2311万元案”等案件。
电信诈骗之恶昭彰，由大陆审判台湾犯罪分子被解读为既可维护受害者权益，又可震慑两岸犯罪分子。以“4·13”案件为开端，不断有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遣返回大陆。2017年8月3日，在捣毁了雅加达、巴厘岛等地的5个犯罪窝点后，143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从印度尼西亚被押解回国，其涉及200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也裁定，将两批共计214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嫌疑人引渡回大陆，其中来自台湾者占据多数。
但跨境电信诈骗的各环节分处多个国家和地区，也使警方办案面临很大挑战。有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4·13”案件的“金主”目前在台湾，尚未到案。
技术监管失守
即使严惩了台湾犯罪分子，阻击电信诈骗仍将面临多环节失守的困境。珠海格力集团副总裁陈伟才曾在“两会”上公开指责，跨境电信诈骗频发，存在多环节监管不力的问题，如对通信线路和银行网络的监管。
腾讯安全云库总监、资深网络安全专家邵付东解释，境外团伙给用户拨打诈骗电话，目前基本是通过VOIP网络电话实施，他们通过专门的线路商购买运营商的通讯线路，并搭建VOS服务器接入，就可方便地使用改号软件向大陆拨号。
而在取款环节，犯罪分子常利用网上银行技术实现赃款的快速转移、分流，以躲避司法机关的财产冻结。陈伟才在调研中发现，一笔3800多万元的被骗款在20个小时内就被取走，诈骗集团雇用了5个洗钱转账团伙，使用了大陆17家银行的3607张银行卡和台湾26家银行的797台取款机。他建议，应让“买卖银行卡入刑”，同时，运营商也应对未拦截诈骗电话担责。
电信分析师付亮告诉本刊记者，工信部对于拦截境外诈骗电话已有所行动。在2016年10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透露，中国的运营商被要求通过提升技术手段，对号码传送不规范的可疑电话号码和来电“一律拦截”。同时，互联网企业也被要求清理整治网络平台对改号软件的售卖。此前，改号软件可在网络轻易买到，有的售价仅两三百元。但邵付东提醒，诈骗分子擅长钻营，其可通过更隐蔽的渠道获得改号软件，并通过更改电话号码形态，进入中国通信网络的多个接入点内找到拨进电话的空间。而为了躲避资金追查，在将资金逐级转移的过程中，他们又会将资金转入支付宝等第三方，使资金追查难度增加。
打击跨境电信诈骗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付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担忧，随着软件技术、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等的融合，诈骗分子也将更新技术，以降低运营成本，“他们也在做大数据，可能会骗得更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