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人们“不敢搀扶老人”的社会问题

【法律维权 法律常识】这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搀扶老人都随时会遭遇“碰瓷”的年代。尽管达州“3名儿童搀扶老人反被讹”事件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诸多细节还是令人心生愤懑：已有7位现场目击证人表示愿意出来帮忙作证，证明孩子的无辜；老人儿媳说，老人其实是在家里洗澡时摔倒的……

法律当尽早化解搀扶老人的风险

吊诡的是，地方“司法所”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对当事双方给出了建议：医疗、护理等费用共计2万余元，其中1万元分为四部分，3个孩子家长及太婆一方各承担四分之一，剩余的由太婆一方自行承担。随后，三番五次要钱、竭尽能事闹事，这样的姿态，不仅家长不堪其扰，目击者更是义愤填膺。

是非不清、真相不明，何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数位不相干的目击证人证明孩子的清白，当事老人家属自相矛盾的说辞，凡此种种，足以让人浮想联翩。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民意审批自然不是司法常态，但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江苏南通殷红兵事件之后，“坏老太太”作为一个确凿的客观存在浮出水面。我们在承认尊老敬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后，对于恶意讹诈救助者的当事人、对于为老不尊又肆意戕害道德生态的少数人，是不是仅仅应停留在舆论谴责的地步，确实是一道现实的问题。

历史已然证明，当年卫生部的搀扶老人“指南”没能重拾整个社会见义勇为的信心。道德行为是需要考量成本收益的，尽管“搀扶老人”是个不争的价值取向，但制度或法令在呵护脆弱的道德生态方面，应该有更得力的作为。换言之，一方面我们呼吁公民要尽到道德义务，另一方面社会也当保护行善者的基本权益。此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专家的话指出，解决人们“不敢搀扶老人”的社会问题，关键还是要建立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有很多种，一者，要给好心救助者一定的豁免权。比如美国法律是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欧美法系中有一个术语叫“好撒玛利亚人法”，特指各种对见义勇为者予以保护的法律，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二者，要对恶意讹诈的被救助者严惩，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有效惩恶，扬善就会失之空洞。譬如新加坡就有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尽管“不识好人心”者未必是多数，但在道德滑坡成为事实的当下，施救行为很容易被获救者家属“按常识归罪”，一旦举证困难，善行很可能获得恶果——当下观之，不惩恶老太、或者不对讹诈诽谤行为究责，何以扬善举？

此前，网络上流传一本的微型小说：三人比富，一说“我家佣人都开宝马”，另一说“宝马只是我家的运垃圾的车”，第三人说“我天天去搀扶老人”，其他二人立马服输。谁也不能低估讹诈对道德行为的消解能力，而严惩“恶老太”的意义，在于还原道德的烟火气，告诉大家“道德”与“反道德”本就相形而生。最高人民法院21日对外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此背景下，“3名儿童搀扶老人反被讹”事件更不该因胡搅蛮缠而被和稀泥，若孩子是无辜的，起码“敲诈勒索罪”、“诽谤罪”等罚则都是现成的。一句话，这个社会不能放过冷血的旁观者，更不能纵容恶毒的坏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