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中国古代的军队是如何解决性饥渴的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里这样写道：“（营妓）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时代。他设“营妓”来鼓舞军人。”然而事实却非如此。所谓“女闾”，并不是后来的“营妓”；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官办妓院”。《坚瓠集》续集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显然，“女闾”不是专为伺候军队；而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鼓舞军人的“营妓”，真正始自战国时代的越王勾践。在《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而所谓“游军士”，就已经点明了“营妓”那层意思。《越绝书》则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由此看来，这就是“营妓”制度的发端。

有文献记载：“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汉武帝时代，战端频开，“营妓”制度已经堂而皇之地公开化了。且汉代军妓多为罪人之妻女，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出现军妓的汉朝军队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所率领的军队中。李陵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得力战将，家学渊源，带兵有方，本应做为一代名将流芳百世，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匈奴战俘。李陵投降后，匈奴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对他予以重用。李陵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军队中就有不少随军女子。

根据《汉书·李广苏建传》的记载：“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其实，这些被李陵“皆剑斩之”的女人就是军妓，而不是“妻妇”。原来在古代，男人一旦获罪，他们的妻女大都会流放涉边而沦为妓女，因此这些“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必然是一群因丈夫获罪而流放到边界上的女人，结果随军成了军妓。

有首唐代《玉门关盖将军歌》：“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着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

这首唐代着名边塞诗人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恐怕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首描写古代军妓生活的诗歌了。从中不难看到唐代军妓随时应付“军中无事但欢娱”的卖笑生活的无奈和悲哀。

北宋开国，赵光义平灭北汉，那些被俘的随营妇女，随即被分配给士兵，于是，“营妓”规模越来越大。除了军方妓院，朝廷还专门设立“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员不带家属，怎么解决性问题呢？官方妓院考虑得非常周全。据说，都是明码标价：有的官妓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察。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

还有的会从“勾栏”里选择女孩子。宋朝的“勾栏”，就相当于现在的歌厅等娱乐场所。或许，那里的女子既卖艺，也卖身？军方妓院也从这些地方物色新人，“营妓以‘勾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孪乃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这种强制为娼的粗暴做法，直到南宋建国才算结束。

偏安杭州的南宋，仍有“营妓”的存在。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载：“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 …”陆游的《渭南文集》还记录了一份怪异的“墓志铭”，其中提到了“朝奉大夫直秘阁张瑨”为了嫖妓而鸡飞狗跳地闹家务：“（张公）得临安营妓，与之归，遂欲弃妻出子……”

杭州城，声色犬马，到处都是红灯区，时常光临此地者，既有士兵军官，也有富商巨贾、达官显贵。据说，南宋名将韩世忠就曾流连“营妓”，期间，他结识了后来的夫人——梁红玉；而“巾帼英雄”梁红玉则是沦落风尘的“营妓”。常说，英雄不问出处。妓女浪子，照样怀着一腔报国热血。

在古代作为随军妓女并不仅仅是含泪卖笑以供将士们娱乐和泄欲，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随军妓女白天充当起了杂役，为军队保障后勤，晚上陪酒侍寝，充当将士床上的泄欲工具。战争的残酷和女人的温存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二者往往同时出现。白天作战，晚上做爱，这似乎是对行军者最合乎人情的犒劳。

当然，中国军人需要解决性问题，外国军人也一样。形形色色的“营妓”古今中外，殊途同归。例如，有资料显示，从一千零九十六年到一千零九十九年，随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妓女，多达五千多人，类似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