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夫妻尴尬性生活 临时夫妻引关注【图】

人类的两个基本欲求，一个是饮食，另一个是男女关系。物欲与性欲对个体而言，既是对生活质量的本能追求，也是决定生存品质的两大要素。在基本欲望面前，个体不因地位悬殊、收入多寡而有任何需求差别，这也就不难理解经受长期分居之苦的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的现象。

目前不少农村家庭的分工是，男人出外打工，女人留守家中。因时间、金钱成本的计算，外出务工者一年到头只能回家一两次，这也就决定了在性欲方面要么自行压抑，要么另求它法。“组建临时夫妻”是这一群体的性生活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下的必然结果，出于性饥渴下的补偿心理，独自在外的男女务工人员进行欲望拼凑，满足了自身，却酿下了夫妻离异、家庭破裂的苦果。

随着时代进步，农民工的权益问题逐渐被社会所重视。农民工薪资被拖欠、工伤权益维护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公共部门对于上述问题的介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显然令人欣慰。但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对于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讨薪、工伤维权等“物质权益”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心理、情感等“精神权益”层面的关注，显然还不够。比如人大代表刘丽提到的城市农民工 “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现象，比如农民工在城市面前产生的心理疏离感和自卑感问题，社会对此显然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

农民工不是“干活机器”，他们也有情感和精神需求，这些需求跟薪资等物质权益一样，都是确保劳动力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但是，相对于薪资等相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权益来讲，农民工精神层面的权益缺失则不容易被发现，从而使得这一重要的“精神权益保护”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荒芜状态。农民工不能只靠吃饭活着，他们也需要文化、心理、精神等权益，精神的慰藉，心灵的呵护，文化的浸润，有时候这种精神权益的作用甚至比物质权益更重要。

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虽然难免经受伦理和法律的双重拷问，但这种“临时夫妻”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爱与痛。在城乡二元化鸿沟仍旧难以逾越的当下，外出务工仍旧是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在离乡背井的外出务工过程中，物质条件的艰辛和精神心理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使得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发声平台的匮缺，利益诉求渠道的狭仄，不论是物质权益还是精神权益，使得农民工沦为易被侵害难于维权的“高危”职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自行组建“临时夫妻”，是权益需求和供给不均衡的结果。城乡二元化的桎梏，使得农民工夫妻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家抚育孩子、照顾老人，这就使得农民工夫妻双方的情感维系被认为割裂，长期的两地分居无疑使得他们的情感需求处于稀缺状态。即便夫妻双方同时外出务工，不堪的生活环境也无法确保双方情感需求稀缺状况得到满足，由此使得双方情感维系逐渐有了裂痕。虽然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实行农民工“夫妻房”等措施以缓解双方情感需求，但这种扬汤止沸之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面临着“性饥渴”的农民工当然会选择结成“临时夫妻”的方式来解决“性饥渴”的问题，因此，尽管存在着道德上责备和破坏家庭的风险，但毕竟比起嫖娼之类的违法行为来，更为安全和健康。并且，组成“临时夫妻”共同租房、开伙食，更为经济实惠。我相信，如果农民工有相应的居住场所，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孩子能有地方读书，或者他们有足够的假期探亲，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会选择跟自己的丈夫、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选择与他人结成“临时夫妻”。

38岁的肖得荣是安徽博州区沙土乡杂姓村人。2010年和丈夫来到郑州，丈夫在搅拌厂打工，她在别人家做保姆。今年春节过后，肖得荣就投入紧张的工作，她和丈夫同在一个城市，两人却一直未能见过面，闲暇之时，只能相互发送短信，甚至转发一些黄段子。肖得荣称这很正常，他们还年轻，生理上的需求不可避免。发短信比打电话划算，再说两人在电话里打情骂俏让屋里的工友听见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