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兵讲座朝鲜战争 欧巴马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
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要抵抗,特别是麦克阿瑟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
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
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
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
他在完成仁川登陆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大败笔,他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我军的计划难于实现;如果美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朝鲜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
而另一种主张则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附近地区。
此时志愿军物资供应极为困难,连打3个战役已十分疲劳,为防南进过远,被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的第四、五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
如果当时继续向南猛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是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
我军按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 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万3千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草草收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展现了他一贯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