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亮被压分”引发热议细数举国体制下的“黑历史”
最近这几天，最高检《方圆》杂志在年初的一篇文章，忽然被翻出来，然后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在这篇题为《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的报道中，曝光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中国体坛黑历史，说的是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一位裁判不服，给田亮打了高分，得罪了领导，不久后便辞职。在这篇文章看来，运动员的选拔，甚至出现了这种现象：“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决定金牌的不再是体育成绩，而是权力系统的安排。所以我们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要扼制体坛腐败，还须从举国体制找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方圆》揭露体坛腐败病因：资源配置行政化，运动员身份官员化
《方圆》杂志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备受关注，当然与“田亮被压分”有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方圆》这篇文章是攒的旧稿，关于田亮被压分的描述，来自于2009年的成都商报。时隔这么多年依然引发热议，自然是因为“名将含冤”的叙事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以及对权力者的愤恨。
这篇报道实际上也是对过往体育方面腐败问题的一次小结。从现象看，在工程承揽、赛事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几乎所有环节，都有腐败问题发生，只不过，由于运动员选拔和赛事裁判更加引人注目，这些环节的腐败问题也更加容易激起公众的愤怒。
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引领着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因为缺乏监督，他们掌握着运动员的命运，甚至操纵比赛，将各种腐败行为掩盖在金牌的光环之下。
比如文章提到某年冬运会的男子速滑赛场上，来自两队的四名选手按照次序比赛进行了一圈又一圈， 却丝毫不见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与追赶等刺激场面，现场观众直呼“太假”。这一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上的“奇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金牌内定”。因为这场比赛内幕复杂，按照比赛规则，领先选手夺冠有利于两队的利益。
中国的体育竞技搞成这样，显然已经变了味，这与顾拜旦先生提出的“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是相违背的，不仅愚弄了观众，更是对体育的羞辱。
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攻坚，争取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夺取更多奖牌，这就是举国体制。过去，中国竞技体育的兴盛，秘诀即在于此。可它的成本也是高昂的：雅典奥运会结束以后，有人算了一下账，中国队的每一块金牌成本高达七八亿元人民币。
在这高昂的、长长的成本与收益链条中，利益分配机制就是其中的要害。举国体制的分配机制，当然就是高度依附权力的行政化分配制度。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体育实力与行政权力的合流，一边是顶级运动员的官员化，另一边是官员权力向体育项目的深度渗透，使得体育不能按照自身应有的逻辑去运行。
早在2005年9月，当时仍在为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进行训练和比赛的田亮，就被陕西省体育局给予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副处级干部职务，田亮当时尚未退役，遂成为中国第一位“官员”运动员而轰动一时。与田亮齐名的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则被河北省体育局任命为省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湖北省体育局曾给予网球运动员李娜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一职，讽刺的是，李娜拒绝了这顶官帽，走上了另外一条在中国人看来更加艰难也更耀眼的市场之路。
体育的过度行政化、管办不分，不仅容易发生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已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曾经还兼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主席、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数职。
举国体制下，运动员陷入零和博弈，走向两极命运
在举国体制下，传统的优势项目经常存在“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的情况；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由于过度行政化的选拔机制，也存在“不花钱就难入选”的“潜规则”；而低水平的项目，胡搞的就更多了，众所周知的就是中国足球，反正大家都知道水平低，很多从业者也不要脸，基层教练、青少年教练按钱选人的新闻传闻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利益分配有可能按各种奇葩规则来，使得公平竞技的概率不高。
一旦优势项目成绩出了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讨伐不公的现象。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的“金牌大户”，但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湖北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而在周俊之前的13名举重选手，一共获得12金1银。周俊抓举失败后，很多媒体将核心指向了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选拔机制、省市平衡、利益照顾等多方面，而这，原来不该是选拔运动员该考虑的指标。考察一个运动员，难道不该让成绩成为唯一重要的指标吗？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名将流失”。比如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
唐娜的落选虽然轰动一时，但其实未必是腐败的结果，但一定是资源配置行政化的后果。因为缺乏了开放的市场竞争，资源一定会造成浪费，国家队一旦人满为患，中国运动员之间的国内竞争只能走向零和博弈，从而走向两极命运。由于行政的惰性和管理的低效，塔尖的几朵奇葩，都是以万千塔座层次的其他优秀运动员的牺牲为代价。
而前几年媒体曾报道原举重运动员黄燕兰在广西南宁开了一家“举重夫妻的烧卤店”。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黄燕兰23岁时因“九级残疾”无奈退役。更早以前，曾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冠军邹春兰，跟丈夫一起去长春的浴池打工，靠给顾客搓背赚取微薄收入。2011年，河北籍前体操冠军张尚武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卖艺行乞。
要知道，他们只是失意运动员的冰山一角。新中国建立以来，退役运动员累计已达30多万人。举国体制下，时刻紧绷的“金牌战略”的训练，导致一些教练员不顾科学规律、不计后果地进行超负荷训练，在获得好成绩的同时，也容易导致伤残，这不仅影响退役后的再就业，还将影响运动员的一生。
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是：小学8.53%，中学37.32%，高中、中专33.59%，大专18.54%，本科1.72%。举国体制下无可避免“重体轻教”的尴尬局面。一个运动员，如果无法在世界赛事中摘金夺银、名利双收，基本上只能沮丧骂娘、独对寂寞。而行政管理的低效与傲慢，又在加剧这种分野。在这过程中，运动员其实付出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少有人替他们考虑那迟早要来的退役。
时代不同了，走出举国体制正当其时，不能再拖了
以上提到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老调重弹。但正如“田亮被压分”的旧闻重新引发热议一样，在今天这个时候越去看这些“老调”，就越会感觉这些事情完全无法容忍。
在当今社会，金牌的重要性已经是越来越低，全运会、亚运会早已没多少人看，甚至连奥运会在08年之后，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这甚至在全世界都成为了一个趋势。除了金牌拿了足够多以外，原因还包括人们越来越偏爱职业体育，更关注运动员和运动队伍本身，国家之于体育运动的意义在下降，另外，随着游戏、直播等其他娱乐项目的崛起，体育本身受到的关注也在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金牌再不能成为挡箭牌，人们自然更关注人的命运，对丑恶和不公更加厌恶。
然而在体育领域，令人愤怒的权力主导的丑恶和不公依然在延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指出，大到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姚明曾经作为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但这项权力涉及到了有关部门的既得利益，想彻底取消，谈何容易。姚明说：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举国体制下的体育部门权力过大，在长期拼金夺银的压力下，其实监管也陷入两难，在诸多因素下，体育潜规则大行其道。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体坛反腐，遏制体育系统的利益集团化，就要从去行政化入手，改革举国体制。
所以说，走出举国体制正当其时。这个过程说易行难，目前来看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尽管大家都迫不及待了，但这条道路也许是漫长的。改革的速度，取决于改革者的决心和智慧。
可以从多方面的简政放权入手，全面开放市场，管办分离，打破国家办体育的樊篱，在技术上逐步取消审批制，战略上也要从金牌体育向全民体育转变，当体育真正成为全民的盛宴，市场的蛋糕会被做大，那时候优秀的体育公司不仅能从市场上分走它该得的那块大蛋糕，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运动员，也能在差异化的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