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家谱 回复:英若诚英达家族的门第如此显赫 英若诚竟然还做过特工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6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将报纸盘售给大股东之一王郅隆,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报》初创时,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宠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严复也入了小股。法国驻华公使鲍渥听说之后,也积极入股。英敛之以为,“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他个人是同意法国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请主笔时,《中外日报》负责人汪康年再三告诫他“万不可入洋股”,“谓其定受压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报》的教会背景虽然在创办之初为英敛之赢得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社赢得了“敢言”的美誉,但其间教会和法方不满报人们“御侮图强”的爱国之情,时常召唤总经理兼主笔英敛之面见,对“报上不合诸端”之事进行干预,股东们也都提心吊胆,“不安于位”。
英敛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动变化,自青年时期便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开始斥责一些外国教士的愚民之术。
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
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
”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来居上,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对教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在华全国大会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为今后教会发展教育的重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异教徒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