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幼儿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仅仅只有虐待儿童

最近这几天，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平心而论，虐童只是国内幼儿园各种问题的冰山一角，处罚有关人员也不应该是此次事件的终点，我们应该全面认识到幼儿园都存在哪些应该解决的问题。

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幼儿园教育

想要认清如今国内幼儿园存在的幼教问题，就必须回顾幼教的历史和本质。

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妇女也被迫离开家庭走进工厂。妇女不能在家养育孩子，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幼儿园的产生一开始就与就业，特别是女性就业问题相关。

另一方面，大工业生产使社会具备了创办幼儿教育机构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生产的社会化带来了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幼儿教育机构因此首先在欧洲诞生。

18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有感于儿童乏人照顾，便于自己的纺织厂附近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学校，其焦点在于社会改造，欧文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欧文创办的新兰纳克幼儿学校是英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学前教育机构。

欧文要求，只要小孩子能够走路，就可以把他们送到幼儿园来。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历史、地理、自然，唱歌跳舞。事无巨细，欧文都要亲自过问，他挑选老师的标准是——未必多么有智慧，但是一定要和蔼、有耐心、爱孩子，不骂人。

1837年，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在图林根州的布兰肯堡创立了一所“游戏和自发活动的机构”，这是一所专收3—7岁儿童的教育机构。1840年，他把这所机构命名为“幼儿园”。自此，世界上第一所以“幼儿园”为名的幼儿教育机构诞生了。这也意味着社会组织化的幼儿教育产生了。

1850年美国出现的首批托儿所是为了低收入的民众所设立，也属于社会福利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职业妇女照顾幼儿，直到她们经济许可辞去工作回家照顾幼儿为止。

可以说，没有大工业生产就没有幼儿教育机构的产生，幼儿社会教育机构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最初出现的幼儿教育机构多由一些慈善家、工业家举办，是具有保育和慈善性质的社会福利机构。

湖北武昌蒙养院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学前教育机构。1903年秋，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阅马场创办幼稚园一所，聘请日本保姆经办，并拟订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借鉴了苏联分科教育的经验，实行分科教学和分科课程模式。

80年代，西方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的理论逐渐被引入中国。90年代以后，出现了游戏课程、情感课程、领域课程、生存课程等多种课程实践，教育课程的改革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

过去三十年中国幼教一个重要变化还体现在托儿所的消失。

“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导致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除了企事业单位的成本考虑之外，托儿所在中国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降低了托儿需求。而保姆和老人帮带小孩等选择，使得托儿所的消失暂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

今天除了偶发的虐童问题，国内幼教还有着不应被忽视的重大问题。

公办幼儿园发展不足，入园难，入园贵

在去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刘焱就提出，”现在公办幼儿园一位难求，成了稀缺资源。入园难、入园贵没有真正获得解决。““现在公办幼儿园在各地占比都很低，差的省份只有10%左右，大部分在10～30%，平均在20%。”

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14年底，武汉市有幼儿园1097所，其中公办幼儿园302所，民办幼儿园795所。沈阳市有幼儿园1157所，其中公办幼儿园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总计约500所。

而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87万人，相比2013年出生人口增加了47万人。也就是说，今年的入园儿童相较去年增加了47万人，是2011年至2014年的最高增加值。”

“有学者研究预测，从2019年开始，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开始大幅度增长，2021年会成为未来我国学前教育办学压力最大的一年。2021年，新增学龄人口将达到1500万人左右，幼儿园预计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过300万，学前教育经费供给量远不能满足未来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在学前教育方面，家长最青睐的是公立幼儿园或是普惠性质的民办幼儿园资源。据民间机构测算，公办园保育费是同档次民办园的1/10-1/3。实际收费过程中，叠加餐费、学习用品费、保管费等费用，公办园的总体收费一般达到600-1200元/月，仍仅为同档次民办园的1/3-1/2。私立园质量参差不齐，收费很高，但如今上一些民办幼儿园也得托人。

据教育专家熊丙奇介绍，2014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0.99万所。其中，民办园占幼儿园总数的66%。另外，2014年在园幼儿(包括附设班)4050.71万人，比上年增加156.02万人，其中，在民办园就读的儿童，增量远远高于公办园，这说明发展学前教育，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的重要性。“其实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并不是都建公办幼儿园，而是要双管齐下，一边要加大投入建设公办幼儿园，一边应给民办幼儿园补贴，以改善民办园的办园条件，同时降低民办园的保教费。”

2017年5月，据教育部发布数据，目前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6年的75%。教育部要求到2020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在园幼儿总数的比例）达到80%左右。

2015年《北京市“十三五”教育规划》提出，到2020年力争将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巩固在95%。将通过新建改扩建、以租代建等方式建设一批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园，不断提升幼儿园办园条件，构建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园为主体、公办民办并举的学前教育服务网络。

未来公立私立幼儿园长期并行将是幼教的常态，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弱势家庭有质量的早期教育仍只能依靠政府供给来进行保证，因为这无法完全由市场解决。尤其是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公立应该办起来，把责任承担起来。

民办幼儿园缺少有效监督，教师存在心态落差

根据众多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民办学前教育实际已经撑起了幼教的大半个天，盲目的呼吁民办幼教退出，不仅罔顾现实，并且也是置超过一半幼儿的利益于不顾。

民办园不仅更好地满足高质量、差异化的教育需求，而且大量填补目前公办幼教所不能填补的空间。至少当前的入园难还只体现在选择难，不是完全没有的选。

民办园的经营性质与质量并不绝对矛盾，是因为监管缺位才会让潜在矛盾成为现实。

“当前民办幼儿园的监管问题在于机构审批门槛高、而从业人员门槛低，无疑给市场参与者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雇佣低质量师资。并且目前没有明确可操作的质量要求和监管体系。”

“幼儿是最弱势的群体、幼教市场又有非常特殊的代理关系，政府在借用市场力量的同时，必须有一套逻辑严密的法律与规制框架，弥补市场不足，确保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

但政策待遇上，国内私立幼儿园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公办幼儿园享受大量财政补贴、无需担心场地问题；私立幼儿园则不仅几乎没有财政补贴，场地还很难获批。公办幼儿园教师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正规编制待遇，有充分退休保障和各种社会福利；民办幼儿园则自行担负教师工资，为了节约成本一些民办幼儿园甚至不给教师缴纳基本社保。”

师资队伍保障苦乐不均，心理落差太大，也是责任问题频出的重要原因。

幼教小学化，揠苗助长

如今4、5岁的孩子已经可以认识几百个汉字、认识不少英语单词、会汉语拼音、去学习珠心算……这些本来该小学生学习的东西，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已经开始涉及，这便是现在广泛存在的“幼儿教育小学化”的问题。

注重了知识的传授而没有关注幼儿的生理及心理的健康发展，教学内容不提供更丰富的生活和心理体验，这体现了幼教中功利的心态，幼教质量评价标准的扭曲。

那么你还会送自己的孩子去幼儿园吗？

讨论幼儿园，最终都会回到这个问题。腾讯大家的作者张明扬在文章《这不是笑话：阿姨改变了中国》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这么一天，即使算上各种隐形福利，阿姨（家庭保姆）的收入还是超过了你，你会回家做全职妈妈（奶爸）么？

同样的，准备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家长们，面对幼儿园学费昂贵却不令人放心的时候，你会作何选择？

其实问题不是收入支出是否相抵这么简单。

梁建章认为，“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一个有女员工怀孕，将那不再只是几个月的产假的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而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这会导致已经超低的中国生育率雪上加霜。”

所有今天幼教的意义远不仅仅是下一代的学前教育，学前看护这么简单，它会对现实经济生活直接产生冲击。

从教育角度看，幼儿园教育是儿童生活社会化的开始，是一个人脱离家庭，走向社会的开始，也是认识复杂世界，甚至接触到人性阴暗面的开始。不去，只不过是暂时的回避，并不意味着永远的隔离，解决问题才是应对之道。

家长们不应因虐待问题而视幼儿园为畏途。2015年才开始实施的刑罚修正案九突破了原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不止亲属，还涵盖了有看护职责者。相信这一立法变化，还需要多抓几个案例，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在幼教行业中树立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