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强成都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成都的消费活力强 有利于吸引人才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双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体系。着眼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实现城市永续发展,优化城镇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形态。
对中国而言,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不断解决老问题、又不断发现新问题的崭新课题。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更加符合城市化基本规律?“密不透风”是否一无是处?“疏可走马”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除了高端人才,低技能劳动者对城市动力转换的意义何在?这一系列问题,是海派经济学家陆铭在其著作《大国大城》中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正在优化拓展城市空间、转换城市发展动力的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此,记者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大国大城》作者陆铭进行探讨。
密度、距离、分割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密码
记者: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面临着城市动力转换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陆铭:到底什么是“城市”?就是便于人们见面的地方。归根结底,城市的活力还是在人。人的集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人的集聚就没有动力转换,就没有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密码就是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大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显了规模经济的优势,比如分享固定投入、更好的劳动力市场匹配、获取人力资本外部性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而取消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割,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其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大城市转移,是提升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所在。
同时,经济的集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在地区和城乡之间“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从而迈上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
一座城市的规划
要把人口可能的增长考虑进去
记者:成都目前的人口在1600万,已经是一个特大型城市了。按照成都最新的城市规划,到2022年,城市人口还要上升到2000万以上。有人担心,这样的话城市负载太重。
陆铭:国际化城市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多,并且多元化,这是全球人才汇聚的结果。根据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和这个国家的最大城市人口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是一个全球的普遍经济规律。除了高人口密度,还有高建筑密度,以及道路、地铁的高密度。
北京在1983年的规划提出,要把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然而三年后就达到了1000万。然后,又提出到2020年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万。
上海也是如此,2003年提出,到2020年上海城市人口要达到2000万,到2013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就已达到了2371万。在美国和加拿大,城市化达到80%,人们仍在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像纽约和多伦多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还在不断扩大。日本更是如此,全国人口在下降,东京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
人口多是好还是坏?事实上,大城市的活力就在于人,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人口密度带来更多交流和知识传播。而且,有时候考虑人口要从产业出发,比如农业、旅游业、各种资源型产业,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如果要提高人均产出,必须减少人口。但像制造业、服务业,有规模经济效应,人口集聚会伴随着更高的“人均GDP”。
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是根据预测的人口增长来规划的。我们很多的大城市,恰恰就是在规划时对人口增长估计过低,导致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造成“城市病”。所以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一定要把人口可能的增长考虑进去。
天府新区建设
最重要就是吸引人才的问题
记者:你的《大国大城》,在成都也有很多读者,比如在我们的天府新区,就有领导表示读过你的书,而且期待和你当面交流。
陆铭:成都我并不陌生,天府新区也去过几次。天府新区建设最重要就是一个吸引人才的问题。成都的消费活力比较强,这有利于吸引人才,钱多了,用在服务上,提供更多元的服务,这对宜居有利。服务好了,就能吸引人才,提高创新力,带动整个城市。
吸引人才是一个问题,但留住人才是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留住人才?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论坛,有一位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香港高管谈到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了解高端人才如何才愿意留在上海。结果受访者的答案出乎意料地统一:“关键是让太太和孩子能够留在上海。
”也就是说,让太太和孩子留下来了,人才就留住了。那么,怎么才能让太太和孩子留下来? 除了教育、医疗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所以,在引进高端人才的同时,对于低技能的服务者,也应该抱持一个欢迎的态度。
如果减少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结果就是此类服务价格上涨,进一步的结果是,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端人才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要不断引进菲佣、新加坡要引进印度人的道理。(记者 刘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