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家风 做官就要做“焦官”——从《谢觉哉家书》看家风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到湖南宁乡老家后,乡亲们纷纷热议,家中的子女们亦坐卧不安,都想借老父亲的“东风”,去北京谋个前程。但谢觉哉并未让他们如愿。

1950年1月,谢觉哉在给家乡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

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周老官是谢觉哉同村的一位老雇农,在乡村以勤恳老实闻名。谢觉哉在信中自比周老官,无疑是在告知子女,他做的官是新社会的“勤务兵”,而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谢老不徇私并且以身作则,对子女言传身教,希望子女们明白“居新社会学新本事”才能立足,而不是借助长辈的权势。

但宁乡家人众多,未必人人都能领会谢老的想法。1953年10月,谢觉哉又写了一封给两个儿子的家书,批评这种找关系、走后门的作风:

北京有些升不了学的干部子女,一样要从事劳动生产,有的要回乡去。我这里也有些孩子,我对他们说:满了十八岁,求学做工就要靠自己,父母管不了许多,也许他们到十八岁,我已不在世了。当兵不是职业,以前参军的,除军官外,都已复员或快复员了。

读书是好的,但读书为着更加善于劳动生产,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都要从事劳动生产,虽然劳动的方法不是一样,不劳动想吃饭的路,已经堵塞了。你们以为我这里总可以找到饭吃,我这里不是劳动生产机关。

前年子谷向我找事,我说这里没有你做的工作,你还是去教书罢!姜国全来碰了钉子,何汉明来又碰了钉子,这里现在裁人,有好些人还得回乡去,你们不阻止何汉明来,反荐引他来,可见你们对外面情形一点不清楚。

我家小孩子有一股要进学校和升学的风,可是会读书的很少,读了若干年,连我的信都看不懂。我写的抄的本子、藏在家里的都当做烂纸丢了,你想还读什么?当然,不能完全怪小孩子,你们做大人的应该指教他们。

谢觉哉在信中强调孩子们“要靠自己”,“父母管不了许多”,同时希望在家乡的孩子们能够多从事劳动生产,尤其是在农事上多用心,而不能只想着找个闲差度日。中国古人讲“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谢觉哉严于律己,对子女谆谆教诲,可谓道德传家的典范。

谢觉哉在工作之余,亦不忘对子女们多加教诲,尤其是在做人、待人处事方面。在1962年3月谢老写给众儿女的一封家书中,对孩子们提出了四点要求:1.看过去、看别人;2.要自己动手;3.对人宽、对己刻;4.爱惜东西。其中谈到艰苦朴素的话题,信中写道:

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

那时我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牛皮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我们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家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土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说到看别人,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

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鸡蛋、肉是很难买到。

通过与过去及他人艰苦生活的对比,谢觉哉想让孩子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同时谢老又坚定地讲道: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在对子女生活细节的教导上,谢觉哉仍不忘告诫孩子们,作为共产党人的子女应该“工作在先享受在后”,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严于律己、严于治家的优良作风。

《谢觉哉家书》共收入谢觉哉书信115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919年,距今已近百年。这些书信能够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家书中除了关于子女教育、家风修养的话题之外,还涉及诸多历史人文与家国往事,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佳作。